华盛顿地区博物馆女馆长访谈录
华盛顿地区最负盛名的博物馆女馆长聚集在国际女性博物馆,她们的年龄跨越四个时代,她们的职业轨迹各不相同。她们在瑞士、卡塔尔和无数的大城市或小城镇工作过,甚至还包括南半球和种族隔离的南方。
这十三位博物馆女馆长领导了华盛顿区最有名的一些博物馆,她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其中的九个人却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她们所在博物馆的前任馆长都是男性,其余的四位中有两位分别是两个机构的创始馆长,另外两位女馆长的前任也是女性,包括国际女性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的馆长Susan Fisher Sterling,她告诉我们:“我们的馆长一向是女性。”
近几十年来,女性在博物馆领域从事各项工作,包括策展人、筹款专员及新闻秘书等,但更多的女性开始从事博物馆馆长一职。美国博物馆联盟调查显示,2012年的时候57%的美国博物馆馆长是女性。在华盛顿特区,差不多有一半的博物馆和历史古迹的馆长是女性,她们中的很多人在这一地区或在国内享有盛名的博物馆中任职馆长,这其中包括国家肖像博物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大屠杀纪念馆(the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及菲利普斯博物馆(the Phillips Collection),最近六年中, 华盛顿地区最负盛名的五个博物馆都迎来了女馆长。
Peggy Loar,科科伦艺术馆过渡馆长。她对于女性领导的观点:我认为女性与男性管理方式不同,女性更加平和而且知道如何平衡处理一些问题,我感觉女性更具有幽默感。
Susan Fisher Sterling,国际女性博物馆馆长。当提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时,她说:“我注意到现在早餐比晚餐更重要,很多女性可能晚上没时间在家吃饭。”
华盛顿特区作为美国博物馆的中心地带,有这么多的女性管理大型博物馆让很多人都非常吃惊。事实上,我们采访的女馆长们自己也非常惊讶她们的人数会达到两位数。 “真的有这么多女馆长吗?”史密森基金会美国艺术博物馆(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 and the Renwick Gallery)的馆长Elizabeth Broun问道。 Kreeger博物馆的创始馆长Judy Greenberg说:“我不认为华盛顿的市民们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女博物馆馆长,其实让观众们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城市会有更多的女馆长。”
虽然这些数据看起来非常乐观,但在盈利机构存在的问题在博物馆中也在所难免。虽然更多的馆长都是女性,但是她们并不在管理那些运营资金最多、参观人数最多、或者是工资最高的博物馆。 “在三十三座运营资金超过两千万的博物馆中,只有五个博物馆是由女性领导的。”国家非洲艺术馆(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rt)的Johnnetta Cole馆长指出,“我们应该认为时代进步了吗?是的。我们应该认为取得胜利了吗?不是的。”
女性从事领导者一职已经屡见不鲜,在商学院的案例学习中或是盖帝图像中都不乏这样的案例。博物馆馆长中女性的比例要高于美国社会商业或政治领域中女性领导者的比例,而这所带来的影响也很明显,每年华盛顿的博物馆都要接待超过三千五百万名观众,这些国内的和国际的观众会通过博物馆的展览和教育活动来感受到这种影响。
当然了,人们如何看待性别问题各有不同。每个馆长对于“女馆长”这个名词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些女性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80年代跻身高层,而另一些人认为性别从来没有成为她们职业生涯的障碍,甚至根本就没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有些馆长喜爱“女馆长”这个称谓,另一些人认为专业知识、筹款能力及管理大型机构的能力与性别无关,她们中的很多人回忆说,导师对她们的影响和保持家庭与事业的平衡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女性通往领导者的道路各不相同,而对于未来的展望也是大相径庭。
达到这一步
Elizabeth Broun史密森基金会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长,谈到关于博物馆的薪酬瓶颈,她认为:“在博物馆工作感觉就像爬梯子一样,越往上层就越像一个会员制的俱乐部,只有通过邀请才能参加,但是我对未来的变化感到乐观,如果大家都提高重视程度的话,改变会来得更快。
Broun馆长回忆她当时面试的情景,1989年,她成为了史密森基金会美国艺术博物馆第一位女馆长,她是在史密森基金会任职最长的馆长。
“当时女馆长很少”,她说,当她担任馆长时史密森基金会只有过两位女馆长。“我当时觉得自己很有自信,但是当我最终得到这个职位时仍然有些吃惊。”她说道,“曾经有人告诉我,虽然我的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应该是一个男人来获得这个职位,因为他负有养家的职责,我应该只接受教职。”这些在博物馆界和学术界熟悉的情景在80年代时发生了变化,当时全国性的潮流要求更多的女馆长。通过艺术博物馆馆长联盟(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调查统计, 在艺术类博物馆中,25年内女馆长的人数增加了250%。如今,有42%的艺术博物馆馆长联盟会员为女性。
Dorothy Kosinski,菲利普斯博物馆馆长,她提到关于领导力的看法:女性成员的增加会带来新的变化。如果你看史密森基金会的领导层,我们的秘书长是男性,我的上级也是男性,上层还是主要由男性主导的,他们来负责面试雇佣人才。但是,我很感激史密斯基金会在雇佣我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多国籍及性别的问题。如果今后能有更多女性加入会更好。
菲利普斯美术馆的馆长Dorothy Kosinski今年62岁,同时是艺术博物馆馆长联盟的董事会成员,谈道:“我的职业生涯一直是在做策展人而且我非常享受这个职业,但是过了数年之后,我开始对机构面临的挑战和元分析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认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个人的性格与喜好是最关键的,有些人更喜欢领导和创新。”
很多馆长都提到费城博物馆的馆长Anne d’Harnoncourt作为女性在这个领域的先驱人物,她是一个著名的艺术史专家,于1982年开始担任费城博物馆馆长一职,又于1997年成为了费城博物馆的总裁,直到她2008年去世,她管理着两亿五千万的运营资金筹集工作及博物馆的装修。
Anne d’Harnoncourt馆长的成功影响了很多人,一些馆长说她们的职业生涯开始时充满困难,尤其是那些从学术界开始做起的。今年60岁的国际女性博物馆馆长Sterling表示,当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博士课程时,因害怕别人会轻视她,从来不会带订婚戒指去上课。国家非洲艺术馆的Cole馆长回忆说,她作为一名在30年代出生于佛罗里达杰克逊维尔的非裔美国人,通向成功的路程充满荆棘。虽然30年前女性就开始跻身于博物馆的领导层,但是一些馆长们却感到了平滞期的到来。
Sara Bloomfield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馆长。谈到女性领导时说:“我们可以概论男性或女性的性格特征,但是杰出领导者的品质是不同的,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不认为性别会决定一个领导者的成功。”
Kate Markert,Hillwood博物馆馆长,谈到女性领导者时说:“当我刚工作时,我并没有考虑太多性别的因素,我们的观众主要是女性,这自然决定了女性领导者会更多。”
史密森基金会美国艺术博物馆的馆长Broun女士谈道:“在80年代的时候,社会的潮流是给女性更多机会。但是最近的十几年中,人们开始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有些人开始担心女性常常只在小型和中型博物馆任职,而很少突破,大城市的大型博物馆馆长中往往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最近的十几年中,在那些最大的博物馆中馆长的工资已经翻倍,而这些馆长基本都是男性,像大都会博物馆和国家艺术馆的馆长工资已经超过了一百万美元。
未来博物馆中心的创始人(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Museums)Elizabeth Merritt谈道:“如果你做一个金字塔,把工资最高的放在最上面,那么你会看见位于塔尖上的基本都是男性。这些也发生过改变,虽然大型博物馆里也看到一些女性馆长,但是大部分仍然是男性。”
Julia Marciari-Alexander,Walter Art Museum馆长,她谈道:“当我联想到我自己作为女馆长及我成长的时代也就是女性解放运动的时代,我在想为什么当时没有女性领导风格的出现。关于团队建设的想法,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女人而且历史上女性们就是合作处理问题,或是社会了解到团队合作会更高效地完成工作。”
Doreen Bolger,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馆长。她谈到博物馆高层的挑战:“我认为我们一直在不断地改变自己,改变不是一种选择,而是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发生的。博物馆今天处于发展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我们要考虑如何吸引年轻人参观博物馆,如何吸引他们加入博物馆会员或者成为捐款人。”
在全美国前二十个运营资金最高的艺术、自然和科学博物馆之中,只有两个博物馆是由女性领导的,那些参观人数最多的艺术博物馆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在十七个参观人数最高的博物馆中,只有三个博物馆的馆长是女性,当然还有名气的问题。那些最负盛名的博物馆,如国家艺术馆、现代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都不曾有过女馆长。
但是也存在佼佼者,Ellen V. Futter是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馆长(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New York),她正是那些工资超过一百万美元的馆长之一。另外的一个例子是Emily Rafferty女士,她是大都会博物馆的董事长,但是大都会从来没有过女馆长。
未来博物馆中心的Merritt女士指出:“从我与其他女馆长的对话中,我们感觉到在博物馆界的这种性别偏见可能是来自于传统上博物馆的董事会都是由年长的白人男性构成,他们更愿意雇佣和他们相似的人。”
Rebecca Alban Hoffberger,美国视觉艺术博物馆创始馆长。当谈到女性作为领导人的话题时,她指出:“我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和精神非常重要。”
49岁的Kim Sajet是国家肖像博物馆馆长,也认为在管理博物馆招聘和财务事宜的董事会中应该多加入女性。Sajet 馆长谈道:“我合作过的很多董事会都是由男性主导的,我们迫切需要改变的就是吸引更多族裔的和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加入董事会。”
少数族裔女性领导
Johnnetta Betsch Cole国家非洲艺术馆馆长。当谈到少数族裔女性从事领导职位的话题时,她指出:“我认为我们还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满足于现状吧,时不时总会有一个非白人的少数族裔女性出现,我们必须要坚定努力做出改变。’”
国家非洲艺术馆的Cole馆长是可口可乐公司的第一位女董事,她也是第一位成为Spelman学院董事长的非裔美国人,她特别提到了这些数据也许会让一些女性感到乐观,但却并不包括所有人。“在我们开始欢呼雀跃之前,我们最好看看那些馆长的种族构成,” Cole馆长谈道,“在艺术博物馆联盟中,只有五位女性是非白人的少数族裔,我们应该认可女性在艺术和文化机构取得的成就,未来的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Cole馆长在职业生涯中非常关注提倡族裔的多元性和领导层的性别平衡 ,她促使史密森协会和艺术博物馆馆长联盟更加关注这些问题,她还指出博物馆和学校一样面临男女平等问题。“如果你去学校的院系之中会看到女性任教的身影,但是看看那些被评为终身教授的比例,女性和男性一样平等吗?做同样的工作女性和男性的工资一样吗?相同的问题也存在博物馆之中。”
另一个相似问题是来自不同背景的馆长会多少影响到博物馆的活动和展览,一些博物馆界的人员认为馆长背景的多元性可以加入更多元的文化。“人们不可能忘掉自己过去的经历和情感去开始一个新工作,” Cole馆长提到:“我不可能忘掉我作为一位非裔美国人在种族隔离的南方长大的经历,背景越多元的职工构成越会给博物馆带来更多的创意和活动。”
KIM SAJET, 47 国家肖像博物馆馆长
Judy A. Greenberg ,Kreeger博物馆馆长。当谈到她作为华盛顿地区最早的几位女馆长之一时她说:“我在想1994年当我刚开始担任馆长一职的时候,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女馆长之一,当时我没有想太多,只是非常想要建好这个博物馆,但是当时博物馆界无疑是男馆长们的世界。”
华盛顿Anacostia社区博物馆馆长Camille Giraud Akeju指出,她看到女性领导不光影响博物馆的展览,同时也影响了观众活动。“我认为我们做观众活动的方式在发生改变,” Akeju馆长说,“女性往往具有教育的天性,这样促使与当地社区接触更加便利。”
但菲利普斯博物馆的Kosinski馆长却提出,性别和个人经历并不应该影响到一个人对于展览和重要问题的看法。她也提到在很多大型艺术博物馆中,策展人策划展览拥有很大的权利,馆长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加入到观众接触最多的事物的筹划之中。Kosinski 馆长说:“我们馆曾经把重点放在拉丁美洲艺术和非洲艺术。虽然我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但是我觉得不可以将焦点只关注在这一个问题上。”
保持工作生活的平衡
Camille Giraud Akeju ,Anacostia 社区博物馆馆长。当谈到工作与生活平衡时,她说:“女人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要承担比男人更多的困难与压力。大多数我认识的女馆长都有家庭和孩子,她们除了管理博物馆之外也需要经营自己的家庭。”
现今讨论的女性发展问题经常集中在工作生活平衡这个问题上。这也是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著作《前进一步》(Lean in)的主题,很多与盈利或非营利机构的女性领导人相关的著作也提到了这一点。但是桑德伯格最受争议的信条“一个女性的伴侣选择是她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并不对那些单身的工作女性适用。华盛顿Anacostia 社区博物馆的馆长Camille Giraud Akeju便是其中之一,今年65岁的Akeju馆长在来到Anacostia社区博物馆前在哈勒姆艺术学院(Harlem School of the Arts in New York)任首席执行官,她同时还是一个单身母亲抚养两个孩子。“我很幸运工作环境允许我带孩子们到工作单位来,我的两个孩子年龄相差13个月,因为我女儿经常会替他说话,我的儿子很久都不说话。一天我正在看一个幻灯片展示,这个展示中包括我们单位的名字缩写ACBAW,他念出了这几个字母,这是他第一次说话,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在单位呆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Sajet馆长有两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她指出养育子女和领导博物馆事务的平衡非常重要。不像那些商业公司中的高层,博物馆馆长不仅需要管理很多员工及大笔运营资金,同时还要提前数年计划展览。“我非常幸运我的伴侣很支持我,我们在生育子女前讨论过很多性格角色的问题。”她谈道,“但当我回家后经常只是随便吃点饭,然后继续工作,很多事情总是需要提前几步计划。”
(李雨阳译自《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