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 “达利”促进观众对艺术的理解

“数字达利”宣传海报

　　本文作者汉克•海因博士、达利博物馆执行和创意总监在接受美国博物馆联盟未来博物馆中心战略前瞻副总裁暨创始人伊丽莎白•梅里特采访时，介绍了该博物馆如何利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让艺术家回归现实生活，进入展厅与观众互动的经验。以下为全文：

　　近日，我们通过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在达利博物馆制作了一个虚拟的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在几块6英尺高的视频屏幕上，“达利”欢迎观众的到来，并与他们谈论工作和生活，甚至提供告别自拍服务。博物馆举办这次技术展览的目的和往常一样，是想让观众感到愉悦的同时了解人工智能在博物馆的应用。为此，我们分别从论理、创意和技术层面来探讨新问题。

　　达利本人对技术非常着迷，并积极大胆地将其运用到工作中。他与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nuel）联合导演了电影《一条安达鲁狗》（Un Chien Andalou）和《黄金时代》（L’Age d’Or），与迪士尼合作制作了一部动画，还向马克斯兄弟和汉斯•李希特提出了电影创意。1959年，达利拍摄了其第一部影片《混沌与创造》（Chaos and Creation），并与爱丽丝•库珀一起制作了全息图。所以说，达利博物馆本身就蕴含着技术成分。近年来，我们加强与观众的联系，让他们切身参与到达利的作品之中。最近的展览“玛格丽特与达利”提供了一间布满云朵的房间，观众置身其中犹如在云间漫步。“达利之梦”，基于奥克卢斯头戴式显示器（Oculus Rift）的虚拟现实体验，以展览“达利和迪士尼”开场，并以其独有的特色继续吸引着观众。

 
数字“达利”

　　在“达利之梦”中采用虚拟现实技术时，我们就最佳博物馆体验的本质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据可循，因为时至今日，博物馆是我们仍会驻足的为数不多的社交空间之一。虽然我们在车上吃快餐、在网上购物、在私人手持设备上看电影，避开教堂和寺庙，但在博物馆里，我们依然置身人群，即便存在个人敬畏，也要在社区中分享这个空间。奥克卢斯（Oculus）的虚拟现实头盔确实阻碍了这种社交体验。然而，我们发现，当观众从3分钟体验中抽身而出，他们渴望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因此个人体验也促进了社会对话。

　　旧金山广告创意公司Goodby Silverstein & Partners是我们数字战略方面的重要合作伙伴，当他们开始讨论创造数字“达利”的可能性时，我们考虑的内容有很多。我们渴望创造出的是一种天衣无缝的相似感，不是一个演员在扮演达利的感觉，是本身具有完整性，在博物馆不需要中介设备就能触手可及。我们想要一个配备领先技术的生动形象来帮助我们理解艺术和艺术家，而不是像电影中那样不时地恶意换脸。

　　这里的人工智能过程在概念上相当简单，但是会涉及大量的计算。我们团队工作人员扫描了达利说话的胶片，并将数据输入电脑，经过一段时间的计算，解析了达利说话时的特征、这些特征的空间关系以及大量与嘴唇、眼睑、眉毛和前额相关联的活动。换句话说，是达利造就了“达利”。我们创造的是一个达利的仿制品，但没有一个部分来自达利本人的照片。一名配音演员研究了达利的录音，他说话带着达利特有的加泰罗尼亚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混合的痕迹。正如达利的翻译哈康•希瓦利埃曾说：“达利会说四种语言——每一种都很糟糕！”

　　我们90%的剧本取材于达利自己的作品。例如，“总是反思的画家通常是一个糟糕的画家，对想的太多的哲学家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的原型是罗丹塑造的可悲的‘思想者’。”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人们几乎可以事先确定，绝对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剩下的10%是我们自己的创作，但仍然保留达利的“声音”。尽管对视频的分辨率和颜色进行了锐化处理，我们想要确保观众明白这不是历史镜头，所以数字“达利”配文：“今天是周六，如果你有幸去参观了达利博物馆，那么今天就是最好的一天。”同样，关于这种创造的技巧也有其他线索可循，比如，他腋下夹的那份报纸是《坦帕湾时报》，而不是《纽约时报》或《先锋队》。

　　数字“达利”引发了人们思考技术在指引观众欣赏艺术方面所起作用。在达利博物馆，我们注重原创艺术作品带来的超凡体验，我们相信艺术作品的崇高，但我们才是讲述艺术故事的人，每个博物馆都是。我们通过展示艺术品来讲述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告知观众是如何展示这些艺术品的。即使是在保护自己重塑叙事的权力的同时，人们还是想要听到一个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故事。观众在达利博物馆会听到一连串的故事：从艺术家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策展人，从策展人到讲解员。博物馆提供丰富的解说和音频导航，观众感受到数字“达利”的欢迎后，脸上洋溢着无可比拟的魅力。

　　我们与西班牙达利基金会密切磋商后，开发了这个项目。达利基金会对艺术家的知识产权负责，并保留对其本人的权利。逼真的事物吸引人们去探索。人们对视觉体验进行精准地描绘，要求达到近乎真实的效果，以此作为艺术理想去追随或者否定这种艺术理想都存在于对西方艺术的不同解读中。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创造出的真实度越高，但我们想这样做吗？这对策展研究员和每一个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问题。在达利博物馆，我们希望运用各种方式加强观众对艺术作品的认可。我们研究观众的行为、动机和兴趣，渐渐发现数字体验加深了他们的理解，让参观更舒适、更愉悦。理解艺术家本身也让观众更直接地接触到艺术。

　　将逝者的言语和样貌重新带回这个世界是否违背伦理道德？例如，一名记者告诉我，一些失去父亲的准新娘委托婚礼策划人将父亲的全息图安排在婚礼上。这是人类迫切的合理需求，还是试图在生者和死者之间划定一条不应划定的界线？这是一个完全受文化限制的问题。例如，在美洲，有一些民族从未使用过死者的名字。然而，我们以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和卡鲁索(Caruso)命名，听着他们已经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声音，却没有任何冒犯的感觉。那么，仿照死者的样貌呢？幻想是否会充斥我们的生活，让科技主宰我们的记忆和欲望来展现它们的存在?我们对这一点的态度定然会随着我们的技术能力而变化，我们希望的是，能专注我们的人性和使命感。

　　作者简介：

　　汉克•海因博士（Dr. Hank Hine），达利博物馆执行和创意总监。除了引领博物馆体制发展，海因还是当代艺术和传媒交叉学科的教育家和撰稿人。作为达利博物馆创新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海因将视觉艺术的转化经验与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科学相结合，达利博物馆I-Labs提升了个人和机构的能力。

（张晓慧 译自美国博物馆联盟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