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被掠夺的艺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道德困境

　　引言：西方“普世性”博物馆在收藏和展出文物的同时，如何避免非法的艺术品交易以及重现殖民主义叙事？

位于意大利都灵的埃及博物馆是一家研究埃及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博物馆，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埃及文物收藏之一，藏品多达3万多件。

　　美国博物馆将文物“归还”至原属国的案例每月都会发生。

　　5月下旬，意大利当局公布了从美国追回的25件被盗文物，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古董商贾科莫• 梅迪奇(Giacomo Medici)走私的部分文物。贾科莫• 梅迪奇于2004年被判非法出售上万件从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盗走的希腊罗马文物。而几周以前，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将一尊公元10世纪的印度神哈努曼雕像归还给柬埔寨。这尊雕像于20世纪60年代从暹粒市巴琼寺被窃走，此后经多名商贩辗转，最终在1982年被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购。

　　4月份，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在檀香山艺术博物馆查封了7件古印度文物，这些文物被认为是从一名纽约的艺术交易商苏巴斯•卡普尔（Subhash Kapoor）处收购。

　　卡普尔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犯罪活动，现被印度警方拘留中，有关部门对相关事实仍在调查中。为追踪卡普尔的网络，警方跨越四大洲展开了一项代号为“隐秘偶像行动”的持续调查。多年来，卡普尔把从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偷窃的文物转运到西方的私人藏家和大型博物馆手中，文物总额超过1亿美元（实际数额可能还不止）。

　　一些美国的大型文化机构都与卡普尔有过接触，比如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机构和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

　　“隐秘偶像行动”为美国博物馆带来了空前的压力，他们必须确保博物馆的藏品库不是非法获得文物的庇护所。过去10年中，包括洛杉矶盖蒂博物馆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收藏机构已放弃了上千件带有污点的藏品。博物馆在确认文物的真伪与来源地方面没有恪守职责，因而才会收藏这些非法文物。他们因此损失了上千万美元。

　　但是令策展研究人员和博物馆主管们担忧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这些丑闻制造的热点新闻已经威胁到西方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工作；要求归还文物的呼声越来越多，西方博物馆构建“普世性”文化机构以展现全世界的艺术与历史这一目标则变得越来越艰难。

　　而有时候这些要求与非法贸易并无太多联系。修•埃金（Hugh Eakin）在《纽约时报》撰文谴责了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等文物资源丰富的国家所采取的强硬手段：“博物馆与外国政府的关系是否良好，越来越取决于博物馆在面对不讲理的文物归还要求、甚至是勒索时是否妥协的态度。”随着中国与印度在地缘政治舞台上逐渐崛起，两国要求西方归还文物的呼声也逐渐高涨（通常是由私人团体与个人而非政府主导的行为）。

　　因此，普世性博物馆的守卫者们认为他们多元化和世界性的收藏正受到一些政府和团体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由的攻击。西方博物馆的批评家们则指控他们与非法交易同流合污，继续加深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平等。

　　杰森•费尔奇（Jason Felch）在他撰写的《追踪希腊美神阿弗洛狄德：在全世界最富有的博物馆找寻被盗文物》一书中提到，“美国博物馆界对非法贸易的现状反应迟钝。”他把文物的非法交易和毒品交易类比：正是西方国家的需求使得两种现象存在。“只要被盗的以及那些无法确定来源的文物市场利润丰厚，非法文物交易就不会停止。”他说道。

　　泰丝•戴维斯（Tess Davis）是美国文物联盟的律师，她称赞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自愿归还哈奴曼雕像的做法，但同时指出，博物馆从刚开始就不应该收藏这件文物。“哈奴曼最初在市场出现时，柬埔寨正处于战乱期间，并遭遇了大屠杀，”她说，“怎么会有人不清楚这是被盗的文物？唯一的解释就是没有人想知道。”

　　2008年美国博物馆馆长协会通过了关于考古文物收藏的严格规定，尽管该规定被很多博物馆所采纳，但美国的博物馆大部分还是靠自律管理。很少有司法裁决要求博物馆放弃这些文物；相反，博物馆总是自愿地，或者是“先发制人”地将这些有问题的文物纳入馆藏。

　　盖蒂信托基金会CEO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也是普世性博物馆的主要支持者，他认为，“没有人想要支持非法交易，收藏者必须谨慎对待文物的真伪以及交易的合法性。”

　　同时，库诺担心西方的普世博物馆面临着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者的挑战。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代表政府的国家级博物馆经常以“维护国家的完整性”为由提出文物归还的要求。库诺认为，这类与其说是道德更像是表演的要求，使文化财产成为了“统治精英的政治事项”。

　　他认为，普世性博物馆仍是欣赏艺术的最佳场所。“艺术品并不受限于当今的政治边界，”他说道，“虽置身不同的环境，艺术品总是会和周围陌生的杰作寻求关联。”

　　如今，中东地区的古代遗址正不断遭受伊斯兰国（ISIS）破坏，进一步证明了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巴尔的摩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加里•威肯（Gary Vikan）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机构能够保存全世界的文化遗产。ISIS的文化暴行“将会让世人停止对文物归还模式泛滥的同情，”他对《纽约时报》说道。

　　然而，反对者则对这种西方特权言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殖民主义在艺术世界仍然存在，甚至非常盛行，”戴维斯说道，“行业所谓的领导者仍然维护掠夺行为以填充他们的‘普世性博物馆’，使得他们的雇主能够欣赏到全世界百科全书式的藏品。理论上是一个高贵的想法，而实际上这样的博物馆只是一个西方的奢侈品。纽约、伦敦和巴黎的市民或许能够受益，那么金边的呢，从来没有过。”

　　费尔奇多年来都在调查如盖蒂博物馆等大型机构的运营及收藏活动，了解了西方普世性博物馆的污点历史，但仍然从他们百科全书式的性质中看到了巨大的价值。“许多收藏是在殖民时期完成的，我不会庸人自扰，试图改变历史，”他说道，“我希望世界各地都有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他建议西方大型的、资源丰富的博物馆必须加快与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合作，为他们出借藏品并与之交换展览。

　　尽管与费尔奇意见不同，库诺仍赞同大型的文化机构应该着眼全球。“任何宣称普世及文化多元化的博物馆都有义务让藏品走向世界，”他说道，“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他地区的人们对世界同样充满好奇。”

（谢颖 译自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