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艺术、物质文化与交流——13-16世纪欧亚大陆文明学术研讨会”3月24日会议纪要

由湖南省博物馆主办的“艺术、物质文化与交流——13-16世纪欧亚大陆文明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3月24日隆重开幕。本次研讨会共收到来自境内外34家文博机构和科研院所、高校的论文或摘要38篇，经过下午半天学术氛围浓厚的主旨发言和分场报告，反响强烈。为共享学术成果，特辑录专家发言要点如下：

主旨发言 3月24日下午

《学术与艺术的双重变奏——“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策展体悟》

 陈叙良（湖南省博物馆）

作为“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 特展的策展人之一，主讲人认为，中意展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展或者艺术展，因为它在内在逻辑与外在形态上都体现出学术与艺术的双重特性，严谨的学术研究更多地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呈现，而每一个艺术呈现的背后又有着深厚的学术支撑，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映衬，共同演奏了一曲荡气回肠、情节生动的双重变奏。

主讲人从以下五个部分分别阐述：一、展览缘起：一次不谋而合的跨界合作。二、展览主题：对经典时代的跨文化阐释与考问。三、展览结构：两条故事线和艺术母题交织的诗意叙述。四、展览呈现：一场时空交错、循环往复的视觉旅行。五、展览创新：13-16世纪中意文化交流历史认知的更新与深化。

《“从东方升起的天使”：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

解析了意大利阿西西圣方济各教堂图像装饰的两个阶段，从垂直的角度解读了教堂东墙图像的内涵，即圣方济各教堂集合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层次的图像主题，隐匿地暗示了圣方济各之光即圣灵之光。此外，详细阐释了东、西方通过宗教、教堂、壁画、陶瓷等建立的跨文化传播关系。

《中欧交往的第一次高潮——蒙元时代》

刘迎胜（清华大学国学院）

从史学、语言学的角度解析了的蒙元时代中欧之间通过互动交往对彼此的认知逐渐清晰的过程。认为，西方人在希腊时代已经测算出地球是圆的，但是，直至大航海时代，西方人有了大帆船、磁罗盘、火炮等航海技术和军事实力，才有可能到达东方。针对中国文献中尚未找到马可•波罗的记载，创造性地提出，需要用马可的教名在中国的译名进行搜索。

大会发言第一场（3月24日下午）

《撒答剌欺在中国》

尚刚（清华大学）

梳理了来自中亚的传统彩丝锦“撒答剌欺”在中国的引进、生产、传播的过程。其最晚于唐代已经出现在中国的西北。辽金时代，撒答剌欺又出现在中国的东部，可以指认的实物为黑龙江阿城金代齐国王墓中的金锦袍，文献里，完颜宗翰赠予宋朝议和使臣的“赞叹宁”应当也是撒答剌欺。蒙元时代，中西交流尤其频繁，撒答剌欺也迎来了在华夏文明中心地区的繁荣，不仅政府设立了规模不小的局院，遗物也至少在内蒙古有出土。织工的主体应当是中亚的穆斯林，产品则保留了浓郁的西域风。元代以后，撒答剌欺在中国的织造也转入消歇。

《出土画像所见“中古”丝路交流》

 贺西林（中央美术学院）

聚焦本世纪初陕西西安出土的北周大象元年（579）安伽墓、大象二年（580）史君墓、天和六年（571）康业墓、保定四年（564）李诞墓四座墓葬，其墓主皆为中亚裔人，多信奉祆教，墓葬皆出有画像石葬具。通过对这些画像石葬具的雕刻形式、图像逻辑以及墓主身份、信仰和文化认同等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其既含中土因素，又富异域特色，体现了中古“丝路”文化艺术的交流与互动，并传达出当时社会生活、思想信仰等相关信息。

《“醉拂菻”：希腊酒神在中国——西安隋墓出土驼囊外来神话造型艺术研究》

葛承雍（北京师范大学）

通过对近年西安考古发掘的三件隋代骆驼俑驼囊上出现的“醉拂菻”艺术图案的分析，认为其符合希腊—罗马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传统的艺术造型。整个图案画面由拱门廊柱、角杯、陶罐、常春藤装饰以及侧部头颅高昂的武士等组成，这是超越欧亚疆界进入中国又一件确凿无疑的新证据。并进一步认为，该艺术图案在中国的出土再次证明“希腊化”的神话经典标志传入中土被接受的独特轨迹，而且有益于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深入研究。

《16 世纪广东外销美术与中外文化交流》

陈瑞林（清华大学）

认为16 世纪南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地域——广东在丝绸、陶瓷制品、漆木器等物质文化的贸易和交流中，实现中国与欧亚文明的流动。文艺复兴欧洲的文化、科学技术和艺术越来越多传入中国，欧洲艺术影响中国，至 18、19 世纪发扬光大，推动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与此同时，在中国艺术的影响下，欧洲艺术呈现出了新的光彩。

《页边里的蒙古人——巴杰罗国家博物馆藏<考卡雷利抄本>新探》

潘桑柔（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综述了中意展中展出的14世纪《考卡雷利抄本》的已有跨文化研究观点，并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该抄本为人们提供了一扇理解13—14世纪东西方物质与文化交流的窗口。通过对页边所绘蒙古人服饰的胸背肩饰的详细分析，判定其为来自东方的时尚，受到蒙元服饰的影响，在经过欧洲本土的再认识和改造后，成为一种直接在衣物胸口、后背、袖口和下摆处拼缀东方丝绸的流行做法。通过对抄本中心文字和蒙古人、鸟类、猴子等边缘装饰图像的具体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语双关的对应关系，文本与图像之间构造了一种隐秘而有限度的对抗关系，并隐喻着当时的欧洲人心目中蒙古人的复杂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