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春秋战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1月28日会议纪要

第三场（1月28日上午）
《容庚先生青铜器藏品的流传及价值》

 程存洁（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通过系统梳理容庚先生分两次向广州博物馆所捐的九十余件青铜器藏品，解读其流传情况，总结这批青铜器尤其所捐赠商周青铜器的历史与学术价值。

《从蒜头壶看中西文化的交流》

 任雪莉（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探讨了起源于战国时期秦地，并流行于秦汉的一种铜质或陶质的细颈鼓或扁腹壶——蒜头壶，其形制与商周时期流行的盛酒器迥然不同。认为蒜头壶来源于细颈壶，其纹饰风格源于西方，铸造工艺则是本地的，可反映当时中西文化交流。这类造型的壶广泛流行于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这里是欧洲与亚洲交接处的岛国，其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的历史悠久。蒜头壶的形制与其盛装物具有密切的联系。小口细颈可以有效阻止酒精的挥发和气味的消散，可推测蒜头瓶内盛放的酒可能与商周时期发酵酿造的粮食酒不同。

《汉淮地区唐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考论——由清华简<系年>所载陽（唐）国谈起》

 田成方（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梳理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数批陽（唐）器，指出该国为姬姓，其国君生称君、死称公。认为汉淮之唐的始封，很可能与应、蔡、随（曾）一样，在姬周政权建立后不久。春秋早期以前，唐国尚具备一定实力，能与邻近的楚国抗衡。被楚武王降服后，唐国成为楚附属，直至前505灭于楚。认为从现有材料看，随枣走廊的唐县镇一带，应该是唐国的始封地和早期居处，而“上唐”称谓的形成，当与唐国的迁徙有关。《系年》所云“伐唐，县之”，应指楚灭唐之后设置了唐县。唐县地望，应在河南唐河县一带。

《江淮地区出土的青铜盒形器》
 
马今洪（上海博物馆）

　　梳理了春秋时期江淮地区众多小诸侯国所铸造的青铜器中，具有明显地域特点的盒形器。与盒形器同出的青铜器在器类、组合、形制诸方面皆具有独特之处。认为这些青铜器有别于同时期周边的徐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属于一种区域性的青铜文化遗存——群舒青铜器。盒形器与牺首鼎、流甗（甗形盉）等相同，亦为群舒青铜器的典型器物。盒形器行用于春秋早中期。关于盒形器的器形来源，认为从其盖面四角尖突，四个尖突之间呈弧线下凹的造型分析，应当源于竹编器具。类似的竹编器具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墓葬出土器物中，多见竹编器具，按其用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用于丧葬的竹席、竹帘等；用于日常生活的竹笥、竹扇、竹篓和竹篮等；作为生产工具的竹簸箕、竹筐和竹提篓等。青铜盒形器的原型可能属于第二类，并发展为礼仪之器，最终成为富有区域特色的青铜礼器。

《新出曾伯 壶铭文所反映的春秋早期曾国的历史与思想》
 
黄锦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将湖北京山苏家垄春秋早期曾国墓地新出曾伯 壶铭文与传世的曾伯 簠铭文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指出其铭文“余为民父母”，反映了当时曾国遵从和推行后来儒家所倡导的“仁”和“礼”等思想理念，是西周时期德治与民本思想的继承，是传统姬周文化在南土地区传播的表征，也是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而联系此前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的曾伯陭钺铭，讲曾伯陭铸造用以刑杀的钺，用来（依法）治理民众，惩处不善，以刑法作为民众的政令，即以刑代政，治理民众，表明这一时期的曾国，还注重和推行法制。簠和壶铭讲曾伯 “慎圣元/孔武”，“慎”和“圣”应同西周金文及后世儒家的相关概念和思想理念皆有一定的联系，也是后来儒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这些思想理念的发展，都为后来儒学思想在南方地方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第四场（1月28日上午）
《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思考》

 刘彬徽（湖南省博物馆）

　　基于其著作《楚系青铜器研究》重新出版，总结了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思考，认为当前已进入到构建青铜器发展科学谱系的新阶段，科学谱系的建构将更有助于对中国东周时期历史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重点以万福垴楚文化遗址出土青铜鼎为证，认为楚鼎的祖型可追溯到西周中期，并延续到春秋早中期。这是在商周鼎型的基础上，通过“传承、吸收、融合、创新”，形成的楚式鼎自身风格，即既有同时代华夏鼎型的共同之点，又有楚地文化因素之特点。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双连与多连器及相关问题》

孙明（长沙市考古研究所）

　　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双连和多连铜器，认为其直接源头是晚商和西周时期出现的少量双连和多连铜器、陶器和原始瓷器，其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双连和多连陶器。此类器物种类多，分布地域广，且逐渐有南传之势，两广地区发现的多连陶器，可能与战国时期的楚国及统一后的秦王朝对两广地区的开发有关。双连的陶壶、提梁壶，可能有“合卺杯”“连理杯”的功能，而多连器的功能及文化寓意有待研究。

《战国陶瓷装饰工艺——兼及异工互效》
 
李建毛（湖南省博物馆）

　　主要讨论了战国时期陶瓷的艺术成就，及其与铜器、漆器制作工艺、装饰纹样等方面的关联问题。提出“异工互效”的范围，主要指同时期不同手工业之间在生产技艺、装饰方法、纹样等方面相互模仿、相互影响。指出原始瓷仿青铜礼乐器，在战国时期高度发展，已经探明的窑址有30余处，器物出土数量众多，烧造技术明显提高，已十分接近成熟青瓷。以原始青瓷铃形器（权、镇）、德清亭子桥窑和胡堂庙窑址出土铃形器为例，其褐彩条带纹，借鉴了铜器错金银的装饰手法。髹漆的彩绘陶器其装饰工艺效仿彩绘漆木器的制作工艺，而战国直到汉代的锡涂陶器的制作工艺则源于青铜器的镀锡工艺。总结“异工互效”中，产品价值低的手工业多仿价值高的手工业，陶瓷多仿青铜器、漆木器制作工艺，器形上则以礼器居多。

第五场（1月28日下午）
《楚漆耳杯研究》

 谢春明（荆州博物馆）

　　探讨了楚漆耳杯名称及其起源、类型、形制发展演变等内容。将耳杯分为方耳杯、圆耳杯和特殊形耳杯三类。认为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漆耳杯总量不断增加。战国中期后，漆耳杯总量不断下降。到战国中期偏晚，漆耳杯总量再次增加。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圆耳杯数量一直少于方耳杯，但圆耳杯数量不断增加，其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方耳杯。从战国中期开始，圆耳杯数量逐渐反超方耳杯，此后一直多于方耳杯。秦墓中出土耳杯，已经不见方耳杯。并指出方耳杯和圆耳杯两种耳杯形制，是古人天圆地方思想的体现。

《楚墓竹简选释四则》

 罗小华（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探讨了安岗一号楚墓和严仓一号楚墓出土遣册简。指出安岗遣册简之中，“南公”的出现，在为我们理解《史记》“楚南公”提供了线索；“犮車”和“ 冒”的记载，为学界研究战国车名和车马器物提供了新的数据。认为严仓遣册简中的“素，加豹之純”，主要指席的缘边是用白缯和赤豹皮一起制作的，并不一定指“在素帛的包缘上再施以豹皮的包缘”。

《楚艺术中的人形图像研究》

 于兵（湖南师范大学）

　　梳理了考古发掘出土的楚墓随葬品中人形图像，以楚帛画、马王堆汉墓帛画，以及楚丝织品上纹饰等为例，探讨其类型、题材、功能、图像知识生成相关问题。强调开展图像研究，应该将之置于历史情境中，通过分析画面内容、图像依附的器物载体，以及墓葬原境，进而揭示其背后蕴含的政治意图、社会文化心理，甚至凸显的社会审美趣味转变。

《楚贵族的信仰与仪式——以考古发现中的楚国高等级贵族祭祀资料为视角》

 蒋鲁敬（荆州博物馆）

　　通过梳理楚墓出土卜筮祭祷简、楚王陵祭祀坑以及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等考古资料，解读楚贵族的信仰与仪式。认为卜筮祭祷简对于祭祷对象及其所用祭品的区分，显示了楚国祭祀类似于墓内随葬的礼器，具有等级性的差异；卜筮祭祷简中用玉祭祀，与熊家冢、冯家冢两处楚王陵园祭祀坑出土的玉器相吻合，从文字记录与出土实物两个方面印证了楚国高等级贵族用玉祭祀的特点；冯家冢部分祭祀坑只有大块砂岩石的现象，与卜筮祭祷简中对楚王祭祀用“戠（特）牛”有关，而由于祭祀用的“牛”这类有机质腐烂无存，故仅剩岩石，指出可能当时的祭品在放进祭祀坑时是放置在岩石上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的腰坑殉葬牺牲的种类，与墓主身份有关，也是楚国祭祀等级差异的一个表现。

《从<楚辞>招魂仪式谈“像”之功用及其他》

 王传明（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探讨了《楚辞》所记录的招魂仪式。通过对《招魂》和《大招》招魂仪式中的念词进行对比，将其分为两部分：首先申明天地、四方之害，然后讲陈人间世界之美好。两部分念词之间不仅具有陈述上的递进关系，还具有目的上的一致性——引导死者魂灵归家。这种仅见于楚地对死者魂灵的独特关注，使得楚人的招魂仪式具有双重目的：使死者复生；安置魂灵，免受天地、四方之害。死者复生需要魂灵附于尸体，若不能附，则魂灵需要另外的依附之物，而“像设君室”之“像”便是依附之物。两幅战国帛画表明楚地有随葬死者之像的习俗，其功能先后经历了招魂仪式上的依附死者魂灵，到丧礼上的标示死者并接受宾客吊唁，再到葬礼上被放置于椁盖板之下的转变。

总结发言（1月28日下午）
《两周考古的观感与想法》

 李伯谦（北京大学）

　　梳理了近年关于两周相关考古成果以及学术研讨会情况，指出两周考古成果丰硕，涌现出一批新材料，对于加强商周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本次春秋战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点评了会上发言的众多考古成果以及研究新成绩。指出就春秋战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怎么看待该社会，应该将之与西周甚至更早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考察，并且要关注其在整个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重申了其关于中国古代文明三阶段的论点，指出春秋战国正处于其中“王国阶段”的最后一期，也是向帝国迈进的重要阶段。将考古资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有助于解剖这一时代的特点。具体如何看待春秋战国，有很多角度，重点提出可以从周礼制的变化、经济发展、铁器普及、青铜器铸造、铜矿甚至稀有金属的开采与冶炼等等诸多方面展开。还特别指出这一时期“疆域如何治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分封制与土地制度的演变”“官学与私学”“士阶层的崛起”等诸多方面都十分值得研究。点评此次“春秋战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意义重大，并对一批中青年研究力量的涌现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