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领导一座无人参观的博物馆——荷兰梵高博物馆重新开放

6月1日，荷兰梵高博物馆的观众在重新开馆的第一天排队等待入馆参观。

　　6月1日，艾米丽•高登客（Emilie Gordenker）站在被向日葵环绕的梵高博物馆前的黄色地毯上。这位梵高博物馆的新馆长正在欢迎疫情后开馆的第一批观众，人们在阳光下保持6英尺（约1.83米）距离排队等候入馆。

　　高登客馆长说：“为这一刻我们已经等待11周，今天非常高兴可以在这么好的天气迎接我们的观众。”与以往握手的方式不同，高登客向观众演示了自动洗手液机的使用方式，然后打开了博物馆的旋转玻璃大门。

　　排在最前面的观众是35岁的欧弗女士和43岁的霍尔玛女士，她们在一排拍摄博物馆重新开馆的摄影机前走过，就像是参加电影首映礼走红地毯那般。霍尔玛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现在参观梵高博物馆是躲避人潮的绝佳时机。”

　　在观众鱼贯进入的同时，高登客女士说，虽然现在每天只能在6个小时中接待最多750名观众，但是她仍然很高兴博物馆可以重新开放。在疫情前，博物馆每天的接待量是6000名观众。

　　高登客女士今年2月份在梵高博物馆履新，不过她当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困难，苦心思虑如何吸引更多观众来这座阿姆斯特丹最有名的博物馆参观的办法。一家荷兰国家级报纸当时报道高登客从宁静的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来到梵高博物馆工作的新闻标题为“博物馆再也不会安静了。”

　　高登客说：“与以往我们所熟悉的熙熙攘攘的博物馆情况不同，现在博物馆的人流量会比较少，但是我们必须要谨慎和尽力而为。”现在游客参观必须要按照特定的时间段预约，不过目前来看门票余量还是很充裕的。高登客补充说：“我觉得人们还在观望。”

　　高登客在闭馆一个月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会做危机预案，我对洪水或火灾的情况会预备更充分，但是像这样的大流行病所导致的经济停摆却是既没有人经历过也不可预见的。”

　　所有的博物馆都依赖观众生存，特别是梵高博物馆。与获得大量政府补贴的其他荷兰国立博物馆不同的是，梵高博物馆的门票、商店和餐厅收入占据了预算的89%。产生这种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博物馆85%的观众都非荷兰常住居民，这点在这样一个本已充满挑战的时刻无疑雪上加霜。

　　所以高登客希望更多的当地人能像霍尔玛女士一样，把这段时间看作是一个特别的参观机会，这也是她想向大家传递的信息。

　　高登客谈道：“现在我们重新定位，将注意力转移回荷兰公众身上，很多当地人认为梵高博物馆主要是面向外国人的，这种想法需要我们来改变。”

 
在梵高名作《向日葵》前设置的让游客保持社交距离的地面站立贴纸。

　　多年来，博物馆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人流量控制。2015年，博物馆特意修建了更大的新入口，然而这样也无法解决问题，博物馆就引进了预约系统，观众需要提前在网上按照指定时间买票。

　　2000年初，霍尔玛女士还是学生的时候经常来梵高博物馆参观。她表示，过去的5年这座博物馆对于她来说太拥挤了。她说道：“想象下30多个人同时挤在一幅名作前带来的参观体验一定不会轻松。所以多年以来参观博物馆越来越感觉到像是在某个景点旅游。”

　　持有这种观点的博物馆并不仅仅是梵高博物馆，也包括阿姆斯特丹城市中如安妮•弗兰克故居及红灯区等区域，甚至是整个城市。今年早些时候，有些媒体还在感叹阿姆斯特丹被“过度旅游”后带来的影响。当地人说，阿姆斯特丹的独特魅力在每年接待近2000万游客的喧嚣中消失了。

　　最近几年，从威尼斯、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其他著名的一些旅游城市汲取经验，阿姆斯特丹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制止不守规矩的游客，对诸如在公共场所饮酒等令人讨厌的行为罚款，并限制旅游巴士线路及增加酒店的游客税。

　　阿姆斯特丹合伙人公司是一家为城市当局提供品牌和营销咨询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尔特•乌多（Geerte Udo）表示：之前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建立一种“可持续的旅游经济”，目的是不会“为当地人带来太多负担”。她提到旅游业直接为阿姆斯特丹提供约11%的工作机会，而且还带来了许多其他的间接经济利益。

　　此次疫情为这座城市按下了一个迫切需要的暂停键，可以有机会重新思考旅游带来的价值及其负面的影响。乌多在电话访谈中说：“有些人喜欢现状，因为这更像‘那个他们在20年前爱上的城市。’”但是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包括较少的游客数量等都会特别影响艺术和文化行业。

 
高登客馆长表示，博物馆闭馆1个月面临的直接损失为430万美元，且很可能未来的几个月观众数量都会较低。

　　不过目前阿姆斯特丹也在试图向本地居民传递信息，那就是当地景区已经对他们开放了。乌多谈道：“我们正在开展一项名为‘发现自己的城市，发现自己的国家’的活动。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机遇，也就是今年夏天可能无法出国的荷兰人的市场。他们会觉得‘属于我们（发现荷兰）的机会终于来了。’”

　　高登客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长大，她的母亲是荷兰人，父亲是美国人。曾在苏格兰国家美术馆任荷兰及弗拉芒艺术典藏研究员，于12年前移居荷兰。

　　高登客女士曾任荷兰另一座博物馆——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的馆长，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珍藏荷兰黄金时代名作，包括维米尔的作品《带珍珠耳环的少女》，高登客任期所做的事情包括负责耗资4060万美元的翻新和扩建工程、通过“虚拟维米尔博物馆”等新技术吸引了年轻观众，并向公众开放观察参与以前更多是只在内部运行的博物馆研究和修复项目。

　　休斯顿美术馆馆长格里•田特罗（Gary Tinterow）是梵高博物馆监督委员会的一员，他表示高登客女士在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且也认为她是已经融入了荷兰文化的文化界领袖。

　　田特罗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觉得高登客馆长既熟知当地文化，也就是荷兰及欧洲的文化，同时在国际上也有广泛的人脉。她也可以在尊重学术和艺术史的基础上平衡新思维和创新。”

　　高登客接替了前任馆长、德国研究员阿克塞尔•鲁格（Axel Ruger），后者在去年6月起任伦敦皇家美术馆馆长。

　　高登客到目前为止在梵高博物馆任期的三分之二时间都处于博物馆闭馆时期，并且会在未来的几个月持续线上办公，她说：“我希望能为那些具备线上办公条件的员工做好榜样。”梵高博物馆有300多名员工，其中有40名员工必须在馆内工作以保证博物馆对观众正常开放。

 
高登客女士谈道：“很多当地人认为梵高美术馆是面向游客的，我们需要改变这种认知。”

　　高登客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将会是如何填补博物馆收入的空缺。博物馆每关门一个月的损失高达430万美元。现在重新开放赚取的收入仅占之前的10%，而且观众数量将会在数月中保持较低的水平。

　　高登客在4月份提道：“我感到非常紧张，随着时间的变迁，我们越来越感到情况可能会持续的比我们预想的更久。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会为博物馆及员工的未来担忧。”

　　在这之后的几周内，荷兰教育、文化及科技部长英格丽德•范•恩格斯霍文（Ingrid van Engelshoven）访问了梵高博物馆并宣布将会为博物馆提供更多的政府支持，但是她并没有透露支持的具体金额数量。恩格斯霍文部长在之后的采访中说道：“谁也不需要担心梵高博物馆的未来，它将会一直存在，我们将要帮助它渡过难关。”

　　6月1号博物馆重新开馆时，高登客馆长说她还没有收到文化部长关于金融扶持的具体安排，但是她的焦虑感却稍稍降低了。

　　高登客说：“我们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我希望可以关注如何在较少支持的情况下发挥更大创造力。”

（李雨阳 译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