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與被掠奪的藝術：保護世界文化遺産的道德困境

　　引言：西方“普世性”博物館在收藏和展出文物的同時，如何避免非法的藝術品交易以及重現殖民主義叙事？

位于意大利都靈的埃及博物館是一家研究埃及考古學與人類學的博物館，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埃及文物收藏之一，藏品多達3萬多件。

　　美國博物館将文物“歸還”至原屬國的案例每月都會發生。

　　5月下旬，意大利當局公布了從美國追回的25件被盜文物，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古董商賈科莫• 梅迪奇(Giacomo Medici)走私的部分文物。賈科莫• 梅迪奇于2004年被判非法出售上萬件從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區盜走的希臘羅馬文物。而幾周以前，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将一尊公元10世紀的印度神哈努曼雕像歸還給柬埔寨。這尊雕像于20世紀60年代從暹粒市巴瓊寺被竊走，此後經多名商販輾轉，最終在1982年被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收購。

　　4月份，國土安全部工作人員在檀香山藝術博物館查封了7件古印度文物，這些文物被認為是從一名紐約的藝術交易商蘇巴斯•卡普爾（Subhash Kapoor）處收購。

　　卡普爾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犯罪活動，現被印度警方拘留中，有關部門對相關事實仍在調查中。為追蹤卡普爾的網絡，警方跨越四大洲展開了一項代号為“隐秘偶像行動”的持續調查。多年來，卡普爾把從印度和東南亞地區偷竊的文物轉運到西方的私人藏家和大型博物館手中，文物總額超過1億美元（實際數額可能還不止）。

　　一些美國的大型文化機構都與卡普爾有過接觸，比如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芝加哥藝術機構和舊金山的亞洲藝術博物館。

　　“隐秘偶像行動”為美國博物館帶來了空前的壓力，他們必須确保博物館的藏品庫不是非法獲得文物的庇護所。過去10年中，包括洛杉矶蓋蒂博物館和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在内的公共收藏機構已放棄了上千件帶有污點的藏品。博物館在确認文物的真僞與來源地方面沒有恪守職責，因而才會收藏這些非法文物。他們因此損失了上千萬美元。

　　但是令策展研究人員和博物館主管們擔憂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損失。這些醜聞制造的熱點新聞已經威脅到西方博物館的藏品征集工作；要求歸還文物的呼聲越來越多，西方博物館構建“普世性”文化機構以展現全世界的藝術與曆史這一目标則變得越來越艱難。

　　而有時候這些要求與非法貿易并無太多聯系。修•埃金（Hugh Eakin）在《紐約時報》撰文譴責了土耳其、希臘、意大利等文物資源豐富的國家所采取的強硬手段：“博物館與外國政府的關系是否良好，越來越取決于博物館在面對不講理的文物歸還要求、甚至是勒索時是否妥協的态度。”随着中國與印度在地緣政治舞台上逐漸崛起，兩國要求西方歸還文物的呼聲也逐漸高漲（通常是由私人團體與個人而非政府主導的行為）。

　　因此，普世性博物館的守衛者們認為他們多元化和世界性的收藏正受到一些政府和團體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為由的攻擊。西方博物館的批評家們則指控他們與非法交易同流合污，繼續加深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不平等。

　　傑森•費爾奇（Jason Felch）在他撰寫的《追蹤希臘美神阿弗洛狄德：在全世界最富有的博物館找尋被盜文物》一書中提到，“美國博物館界對非法貿易的現狀反應遲鈍。”他把文物的非法交易和毒品交易類比：正是西方國家的需求使得兩種現象存在。“隻要被盜的以及那些無法确定來源的文物市場利潤豐厚，非法文物交易就不會停止。”他說道。

　　泰絲•戴維斯（Tess Davis）是美國文物聯盟的律師，她稱贊了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自願歸還哈奴曼雕像的做法，但同時指出，博物館從剛開始就不應該收藏這件文物。“哈奴曼最初在市場出現時，柬埔寨正處于戰亂期間，并遭遇了大屠殺，”她說，“怎麼會有人不清楚這是被盜的文物？唯一的解釋就是沒有人想知道。”

　　2008年美國博物館館長協會通過了關于考古文物收藏的嚴格規定，盡管該規定被很多博物館所采納，但美國的博物館大部分還是靠自律管理。很少有司法裁決要求博物館放棄這些文物；相反，博物館總是自願地，或者是“先發制人”地将這些有問題的文物納入館藏。

　　蓋蒂信托基金會CEO詹姆斯•庫諾（James Cuno），也是普世性博物館的主要支持者，他認為，“沒有人想要支持非法交易，收藏者必須謹慎對待文物的真僞以及交易的合法性。”

　　同時，庫諾擔心西方的普世博物館面臨着世界各地民族主義者的挑戰。一些國家的政府和代表政府的國家級博物館經常以“維護國家的完整性”為由提出文物歸還的要求。庫諾認為，這類與其說是道德更像是表演的要求，使文化财産成為了“統治精英的政治事項”。

　　他認為，普世性博物館仍是欣賞藝術的最佳場所。“藝術品并不受限于當今的政治邊界，”他說道，“雖置身不同的環境，藝術品總是會和周圍陌生的傑作尋求關聯。”

　　如今，中東地區的古代遺址正不斷遭受伊斯蘭國（ISIS）破壞，進一步證明了普世性博物館的價值，巴爾的摩沃爾特斯藝術博物館的前任館長加裡•威肯（Gary Vikan）也贊同這一觀點，他認為隻有西方的機構能夠保存全世界的文化遺産。ISIS的文化暴行“将會讓世人停止對文物歸還模式泛濫的同情，”他對《紐約時報》說道。

　　然而，反對者則對這種西方特權言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殖民主義在藝術世界仍然存在，甚至非常盛行，”戴維斯說道，“行業所謂的領導者仍然維護掠奪行為以填充他們的‘普世性博物館’，使得他們的雇主能夠欣賞到全世界百科全書式的藏品。理論上是一個高貴的想法，而實際上這樣的博物館隻是一個西方的奢侈品。紐約、倫敦和巴黎的市民或許能夠受益，那麼金邊的呢，從來沒有過。”

　　費爾奇多年來都在調查如蓋蒂博物館等大型機構的運營及收藏活動，了解了西方普世性博物館的污點曆史，但仍然從他們百科全書式的性質中看到了巨大的價值。“許多收藏是在殖民時期完成的，我不會庸人自擾，試圖改變曆史，”他說道，“我希望世界各地都有百科全書式的博物館。”他建議西方大型的、資源豐富的博物館必須加快與其他國家的博物館合作，為他們出借藏品并與之交換展覽。

　　盡管與費爾奇意見不同，庫諾仍贊同大型的文化機構應該着眼全球。“任何宣稱普世及文化多元化的博物館都有義務讓藏品走向世界，”他說道，“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其他地區的人們對世界同樣充滿好奇。”

（謝穎 譯自英國《衛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