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展覽說明牌展現新意義

　　引言：從公元前6世紀古巴比倫遺址出土的圓柱體上的三面文字，博物館的文物說明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專家呼籲博物館展覽說明牌應面向觀衆，不應成為晦澀難懂的信息“墓碑”。随着數字科技的發展，博物館無說明牌已成為可能……

 
　　圖片說明：2013年, 美國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無說明牌的大師作品展，在iPad和印刷品指南上為觀衆提供了大量信息。

　　朱迪•蘭德（Judy Rand）有時會在博物館内轉悠，像一個靈長類動物學家在野外觀察大猩猩一樣，觀察觀衆的行為。蘭德女士是西雅圖的一名博物館顧問，她非常擅長撰寫展覽說明牌，偶爾看到觀衆大聲朗讀她的作品，這令她非常自豪。

　　蘭德認為，當觀衆分享說明牌上的信息時，“我們就在影響新的讀者，那些匆匆而過的讀者們，随後他們就有機會談論相關的話題，而最後他們會記住一些知識。”

　　露西•哈蘭德（Lucy Harland）是格拉斯哥的一名博物館顧問，她鼓勵客戶密切注意在博物館裡小聲嘀咕的觀衆。她認為，“當你看見人們小聲嘀咕，這時你就會明白你的說明牌失敗了。”

　　博物館越來越重視說明牌。用《展覽說明牌：一種闡釋方法》一書的作者貝弗利•瑟雷爾（Beverly Serrell）的話來說，這些說明牌就是“話語簡潔的小信使”。說明牌往往由專家來撰寫、編輯和設計，有些博物館還運用焦點組對說明文字進行測試。許多文化機構也開始利用數字技術将靜态的說明牌轉化成吸引眼球的互動景點。

出自“鳥兒的秘密生活”展，密歇根大學自然曆史博物館

　　從古巴比倫（如今的伊拉克）的Ennigaldi-Nanna博物館遺址上發現的圓柱形泥墩起，文物上的說明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三面都有文字的圓柱體，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紀，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物說明牌。

　　庫伯•休伊特史密森設計博物館數字與新媒體主管賽博•陳（Seb Chan）認為：“說明牌一直以來都是博物館學實踐的一個重要話題”。他引用了一篇1963年發表在《Curator：博物館》期刊上觀點犀利的文章《為什麼小約翰讀不懂說明牌》。該文章的作者史密森機構的喬治•維納（George Weiner）将很多本世紀中葉的博物館稱為“密碼學的巅峰之作”，說明牌寥寥數語，信息不明（策展術語稱之為墓碑）。他還攻擊那些雜亂無章的說明牌“設計的目的是為了吓走所有人，除了最堅持的博物館參觀者”。

　　顯然，有些研究人員利用說明牌來炫耀他們的淵博學識，（爛說明牌排名榜網站上登載了許多觸目驚心的例子）。陳說道：“人們往往會覺得博物館的說明牌是為同行而寫的，而不是給公衆看的。”哈蘭德女士表示贊同，她建議同事們：“如果你需要撰寫5萬字的說明牌，那麼請咨詢一下當地曆史協會的意見。”

　　在一次主題為“說明牌的冒險”的講座中，蘭德女士拿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的一塊隕石的舊說明牌舉例：“鎳含量為14%左右，合紋石含量占多數，鐵紋石隻剩些許殘留，整個隕石的結構為鎳含量豐富的鎳鐵隕石（見右邊說明牌）。”這樣的說明牌看起來更像是為礦物學家而不是為家庭觀衆而設計的，而家庭觀衆需要屬于他們的說明牌。“而右邊的說明牌同樣也是信息量密集”蘭德女士說道。

　　史蒂芬•彼特古德（Stephen Bitgood）是阿拉巴馬州傑克遜維爾州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他的研究發現，簡潔的說明牌會帶來很多好處。彼特古德把一段150字的說明分成以50字為一段的三段文本，然後計算閱讀兩種說明牌的觀衆人數。結果顯示，閱讀分段後的短說明文字的人數是前者的兩倍還要多。

　　彼特古德在一封郵件中回複：“将一個長文本分成更短的文本改變了觀衆對這一任務的認知，使其看起來更簡單。”他将說明牌比作正式教育，他認為“如果你将一個比較長的章節拆分為更小的段落，然後針對每段内容做一個測試，學生的成績會更好一些。”

　　芝加哥曆史博物館策展部主任、也是美國博物館聯盟展覽說明牌書寫年度競賽（獲獎者會獲得線上嘉獎，而非獎章）的協調人約翰•羅斯克（John Russick），他發現如今出現了越來越多實驗性的參賽作品，包括諧趣詩和詩歌形式的說明牌。為了闡釋畫家瓦爾多•皮爾士（Waldo Peirce）的一幅肖像畫，舊金山的迪洋博物館配上了班•艾瑞克森（Ben Erickson）的一首詩，赢得了第四名。

　　來自密歇根大學自然曆史博物館的标簽作者和編輯約瑟夫•德萊施（Joseph Dresch）和編輯尤金•迪倫堡（Eugene Dillenburg）是去年的獲勝者，他們為展覽“鳥類的秘密生活”撰寫了一組說明牌。這些說明牌展示了綠頭鴨、翠鳥和其他鳥類的知識。鹌鹑的标題為“這種鳥知道女人的需求”——展示了雄鳥通過迅速提供服務吸引它們的伴侶。這種儀式被稱為逗引行為，也是一種競賽，往往動作最快的雄性能夠成功獲得異性的芳心。

　　另一個說明牌——“這種鳥兒并不是一個注冊商标，”觀衆了解到有市場營銷人員——特别是“某種水果口味的麥片”公司的人員經常利用這種犀鳥宣傳産品。“瑪雅考古組織将它作為自己的标志，随後家樂氏公司威脅将該組織以侵權罪告上法庭，自此這種吉祥鳥便被大家所熟知，”說明牌上寫道，“這個起訴随後撤銷，可能是因為這一做法太愚蠢。”

　　庫伯•休伊特博物館的陳曾在澳大利亞悉尼的動力博物館就職，該博物館是首批在說明牌上設置二維碼的博物館，觀衆可以通過智能手機閱讀豐富的信息。 “我們當時是把這當做一個試驗，當然最後失敗了。”陳坦誠地說道。這些二維碼的讀取需要一個閱讀應用軟件，而許多觀衆拒絕下載。“并且這個門檻對随意來參觀的觀衆來說要求有點高。”

　　陳和他的團隊從錯誤中汲取經驗，設計了“說明牌密語”的軟件。該軟件可以讓觀衆為說明牌拍照，然後把照片發送至一個地址，随後用戶就會收到藏品的信息。

　　去年12月，庫伯•休伊特設計博物館經過長達三年的整修後重新對觀衆開放。觀衆可以通過一支電子筆，利用植入說明牌的近距離無線通信技術（Near-Field Communication）實現互動。“每一個說明牌後都有一個近距離無線通信标簽，”陳介紹，“這項技術可以讓觀衆環顧展廳時，以一種較為直接的方式收集藏品信息，然後回家後可以在大型的互動設備上進行探索。”

　　一些博物館館長将傳統的說明牌視為展廳的入侵者，并不會反對終結這些所謂的“墓碑”。2013年, 美國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無說明牌的大師作品展。博物館設立了iPad站點，重點關注了一些個人作品和相關的導覽資料，提供了包括标題、藝術家姓名和收藏的日期等信息。訓練有素的導覽員和博物館向導則在展廳來回走動，化身真正的互動說明牌與觀衆一起探讨藝術。

　　“我們的終極目标是去掉展廳牆上的說明牌，從而創造一個更深層次的博物館體驗，”該博物館館長馬西亞•瓦舍克（Mathias Wascheck）在郵件中回複，“我們想要觀衆慢下來，按照自己的方式體驗藝術。”他補充道，“博物館的數字化意味着展覽說明牌可能還會迎來我們難以想象的變化。”

（本文作者David Wallis, 謝穎譯自《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