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17开，23×14厘米 　　20世纪50年代初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又名《曹景完碑》，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立。碑高253厘米，宽123厘米。碑阳20行，行45字，隶书，碑阴题名5列。无额。
　　 此碑于明万历初于陕西郃阳（今合阳）莘里村出土，曾存郃阳孔庙，明末断裂。
　　 湘博藏《曹全碑》拓本，“卣”字半缺，线断痕自一行“商”字至末行“吏”字，横斜一道线很细，不伤字，十八行“贡王”，“王”字完好（与不断本一样），石尚未断。据悉，石断后清初拓本“碑断有记载为康熙壬子”（康熙十一年，即1672年），断痕也开始变粗，字损渐增。故而，此定为明末拓本，拓工精良。
　　 此碑为汉碑中极负盛誉者，对后世影响很大。明赵崡云：“碑文隶书遒古，不减《史卒》、《史晨》、《韩勅》、《礼器》等碑，且完好无一字缺坏，真可宝也。”清孙承泽谓：“《曹景完碑》万历间始出郃阳土中，惟一‘因’半缺，余俱完好。且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 明赵崡《石墨镌华》、郭宗昌《金石史》，清王昶《金石萃编》等书著录。
　　 1956年曹全碑由郃阳移陕西碑林博物馆时，将十二行“老”字下半，十三行“离”字右半损坏。该馆恐再损坏，在碑阴加铁板束之。

　　明 　　20世纪50年代初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 　　1张 220×97厘米
　　《道因法师碑》全名为《大唐故翻经在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此碑螭首龟座，通高312厘米、宽103厘米。碑阳圭形额内刻佛龛，浮雕一佛二菩萨，龛中央刻“释迦牟尼像”五字及其像，右刻“大势至菩萨”五字及其像，左刻“观自在菩萨”五字及其像。龛下横刻楷书“故大德因法师碑”七字。“因”字在释迦牟尼像下，按《华严经》“通至佛果故名道”，释迦牟尼为果，上达至果即为道，因而省去了“道”字。碑文楷书34行，行73字，李俨撰文，欧阳通书。碑首两侧刻减底浮雕花纹，碑座两侧各刻一组高鼻深目卷发的异国装束的人物群像。碑阴上部刻北宋成平元年（公元998年）僧梦英诗，额雕佛龛，龛内为梦英和尚的浮雕坐像，下沿有横行楷书“梦英大师像”五字。道因法师是唐代名僧，曾助玄奘译经，此碑为其弟子玄凝唐龙朔三年（663）镌立。
　　《道因法师碑》是欧阳通的代表佳作。欧阳通，字通师，潭州临湘人，欧阳询之子，新旧《唐书》绵有传。欧阳通师承父法，刻意临摹，锐志钻研，后与父齐名，世称他们父子的书体为“大小欧阳体”。欧阳通楷书虽出于父，但却写得更瘦硬，更劲挺，特别是主笔横画在收笔时末锋飞起，富有浓重的隶意，这在此碑帖中多有体现。此碑书法笔力遒健，险峻瘦怯，但锋芒棱角太露，这既促成了欧阳通书法的多鲜明特色，也带来了其另一方面的局限，即“少含蓄之趣”（杨士奇）。清何绍基称此碑“险劲横铁，往生育突过乃翁”。
　　湖南省博物馆藏的《道因法师碑》整纸拓纸，刻工精致，拓工精细，字迹淡雅而清晰，转折、牵丝等地方丝毫没有漏刻或误刻的痕迹，保存相当完整，极为难得。特别珍贵。

　　明 　　30开跋1开 ，26×12 1厘米 　　20世纪50年代初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
　　唐天宝十一年（752年）刻。现存陕西碑林博物馆。岑勋撰，颜真卿书。首行题“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十五字。碑高七尺九寸，广四尺二寸。楷书三十四行，行六十六字。颜真卿以楷书著称，此碑尤为人所喜好，学颜法者未有不学此碑。此属颜真卿44岁壮年时所作，在颜氏诸碑中，此碑作年最少，字亦平稳。人多好之者，以其字小便于临写。初拓有横竖乌丝栏，经年久磨平无迹。后又被工匠重开，名为洗碑，颇失丰神。原碑真刀平底，镌刻最深，故历久不失面目，惟字体略瘦。又因石质坚润，故剥落甚少。清康熙时（1662-1722年）铭词中泐损一片，但迄今字体仍大部分齐全。
　　湘博藏《多宝塔感应碑》拓本，拓工较精，版本完好，有污渍，封面边沿有损和虫蛀。十四行“归功帝力”，“力”字在两笔接处稍损，十五行“凿井见泥”，“凿”字渐漫漶。其次，拓本十四行“塔事”，“事”字右上无石花，廿四行“方寸千名”，“千”字右上完好，廿五行“克嗣其业”，“克”字中口完好，“千”字先损，“克”字次损（以后便缺损渐多、更甚）。作为北宋拓本，其书凡三点水、或两点间多连丝笔细画，这在该本中已无显现（后随年代近，而多不显连笔）。此拓本字稍偏瘦，字口棱角锋芒也有略显点秃，但不失原貌，应为明代前期或更早的拓本。

　　清 　　20世纪50年代初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 　　22开 25×14.5厘米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为褒扬玄奘西行取经及译经的功劳，赐予“圣教序”，内容提到佛教东传及玄奘西行的事迹。由京师弘福寺僧怀仁，集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于高宗咸亨三年（672），由诸葛神力勒石，朱敬藏镌刻成此碑。此碑计三十行字，行八十三字至八十八字不等，碑高三米多，宽一点四米多，碑首刻有七佛像，因而此碑又名“七佛圣教序”。现此碑存于西安碑林。其中还包括太宗的答敕、皇太子（李治，后为高宗）的“述三藏圣教序”及答书，最后附玄奘所译的“心经”。由于直接从唐代所存王羲之真迹中摹出，保留原貌，是历代临书的楷模。
　　《圣教序》全文共一千九百零四字，其中包括唐太宗的序文、高宗李治的一篇记和玄奘本人所译的一首经三个部分，怀仁经过了长达二十四年的收集和拼凑、苦心经营，终成此碑。足见《圣教序》乃王羲之书法之集大成也。此碑广采王书之众长，非常注重变化和衔接，摹刻亦颇为精到，清人蒋衡在《拙存堂题跋》中说： "沙门怀仁乃右军裔孙，得其家法，故《集字圣教序》一气挥洒，神采奕奕，与《兰亭序》并驱，为千古字学之祖"。《集字圣教序》问世后，历代书家评价甚高，称之为"百代模楷。模仿羲之书，必自怀仁始。"

　　清 20世纪50年代初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 12开 26×13厘米
　　褚遂良（公元五九六年——六五八年）唐代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作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字登善。唐太宗时，历官起居郎、谏议大夫，累官至中书令。贞观二十三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高宗即位，迁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高宗将废后立武则天，遂良力谏不纳，累贬爱州刺史，以忧卒。遂良博涉文史，工书，尤擅隶楷，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其书少学欧阳询、虞世南，长则祖述二王，融会汉隶，遒健清挺，疎瘦劲炼，自成家法，盛为当世所尚。宋朱长文《续书断》谓之：“其书多法，或斅锺公（锺繇）主体，而古雅绝俗；或师逸少（王羲之）之法，而瘦硬有余；至章草之间，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也。”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家。有《晋右军王羲之书目》等。
　　首尾百余行，前后千余字，自始至终，一丝不苟。用墨浓重而锋芒不滞，形瘦笔劲而神韵逼人。《唐人书评》中褚字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宋代大书画家米芾：“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

　　民国 20世纪50年代初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 14张 50×36厘米
　　“船山书院记”五字由著名书家李瑞清篆写，册装 脱裱。时在庚申年（1920年）四月，落款为“玉梅华庵道士李瑞清篆额”，钤有“阿叶”（白文印）、“李瑞清印”（朱文印）、“黄龙砚斋”（朱文印）三印。《船山书院记》一文由王闿运于1915年撰写，衡阳著名书家曾熙书写，文末钤有“曾熙之印” （朱文印）、“农髯”（白文印）两印，全记后面尚有湖南何维朴于庚申年（1920年）所作的跋一通。
　　王闿运撰《船山书院记》拓片当是庚申年间（1920年）李瑞清、曾熙、何维朴等三人书写之后刻写上石，原石刻当时或保存在衡阳船山书院里，由于时代变迁，几经兴替，原石刻已经身影袅袅，无踪可寻，仅余此数纸，却于研究彭玉麟、王闿运和船山书院的关系以及船山书院建设历史有着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清 290开 24.5×15.7厘米 20世纪50年代初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名《淳化阁帖》。此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系汇帖，共十卷，卷目分别为：一、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历代名臣法帖。五、诸家古法书。六、七、八，晋王羲之书。九、十，晋王献之书；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
　　湘博藏的这套《淳化阁帖》刻工精致，拓工精细，字迹淡雅而清晰，转折、牵丝等地方丝毫没有漏刻或误刻的痕迹，保存相当完整，极为难得。

　　清 20世纪50年代初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 834.5开 29.5×18厘米
　　《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是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宫廷编刻的一部大型丛帖，其规模之大，收罗之广，镌刻、拓工之精，以往官私刻帖鲜与伦比。法帖共32册，刻石500余块，收集自魏、晋至明代末年共135位书法大家的300余件书法作品，因帖中收有被乾隆帝视为稀世墨宝的三件东晋书迹，即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而珍藏此三件稀世珍宝的地方又被称为三希堂，故法帖取名《三希堂法帖》。
　　帖内所收法书，不仅包括很多著名书法家的作品，而且有不少是历史名人、学者手迹。唐宋八大家中的苏洵、苏辙、欧阳修、曾巩，史学家司马光，南宋诗人陆游，哲学家兼教育家朱熹，词人周邦彦、叶梦得等。从中均可以玩味书法的不同风格。
　　湖南省博物馆藏的这套此帖《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为清中期拓本，拓工甚为精湛。均采用浓墨乌金拓法，字口清晰，稍瘦而富有神韵，每石周围没有花边。至今仍乌黑光亮，神彩夺目，开卷生香。

　　明 12本 ，178开 27×35 7厘米 20世纪50年代初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
　　《星凤楼帖》是宋代都昌人曹彦约（字简斋）刻于南康军，由其子曹士冕（字谷中）跟随其一道完成的。曹彦约，字简斋，宋代都昌人，官至尚书，谥文简。宋有传。
　　该帖是在以《淳化阁帖》为蓝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其他帖的内容，基本上汇集了历代各家的书法，全十二卷，每卷的首标题下刻有十二地支记数。
　　张伯英云：“通行本星凤楼帖十二卷，篆书标题，星凤楼帖以子集丑集分卷十二，尾云：‘绍圣三年春王正月摹勒上石。’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云：‘曹尚书彦约刻星凤楼帖于南康军，彦约为士冕之父，士冕曾作法帖谱系。’元陈绎曾则云：‘曹士冕刻帖成于曹氏父子之手，在南宋时。’此本乃北宋年号，其为妄人伪造无疑矣。自明王佐格古要论误为赵彦约，后之论帖者遂有赵刻曹翻之谬说。程文荣帖考辨之详矣。其书大都采自阁帖及其他宋刻，平原鹿脯乃不用宋本而取戏鸿、快雪之伪墨迹，即此一端，足证绍圣年月毫无影响，与伪绛、伪戏鱼堂同属清代伪造之帖。原本董香光于明时已不得见，盖失传甚久，而今帖肆多有之，其故可知。谬人藏此自矜为北宋拓，语以伪造，彼亦不之信也。”
　　湘博藏的这本《星凤楼帖》，装潢特别，是用橘红色的防虫纸作裱背的。其与容庚先生的《丛帖目•星凤楼帖十二卷》作比对，除少数集中的先后顺序稍有异外，馆藏《星凤楼帖》在内容上还更为全面。因容庚先生在《丛帖目》中所记录的《星凤楼帖十二卷》，被普遍认为是明代翻刻本，而馆藏的这本明显不同于《丛帖目》的明刻本。这就是说，有可能馆藏本是容庚先生也不曾见过的另一种“宋刻本”，而且很可能是原刻宋拓本。

　　清　 20世纪50年代初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 168开，30.5×16.5厘米
　　徐树钧(1842—1910),字衡士,号叔鸿,湖南长沙人。咸丰七年(1857)举人,诰授资政大夫,二品衔江淮、淮阳海兵备道兼按察使,江南道、山西道、京畿道监察御史,布政使,赏戴花翎,户部福建司郎中,军机处行走。以得王献之《鸭头丸帖》真迹而名其室曰“宝鸭斋”。
　　徐树钧收藏金石墨拓、历代名家字画数千种，秦砖汉瓦数百种，书擅各体，作品宏富。篆宗石鼓，隶法蔡中郎，行楷师大令，草法宗二王，尤究心于金石碑版考据之学。《长沙开福寺碑》及“真阿兰若”匾额至今保存完好。其著有《续访碑录》《宝鸭斋诗集》《诗馀》《宝鸭斋题跋》《宝鸭斋金石拓存》《淮海咏归》《长郡题名录》等。《宝鸭斋法帖》便是其依据收集的历代金石碑版精粹，及家藏的晋人名帖汇刻而成，以真迹上石者极少，多系模刻其他法帖。拓工精良，十分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