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春秋战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1月27日会议纪要

　　由湖南省博物馆主办的“春秋战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月27日隆重开幕。本次研讨会共收到来自境内外40余家文博机构和科研院所、高校的论文或摘要60多篇，经过一天学术氛围浓厚的主旨发言和分场报告，反响强烈。为共享学术成果，特辑录专家发言要点如下：

主旨发言 1月27日上午

《楚式礼玉－远古“物精崇拜”与“天体崇拜”的融合创新》

邓淑苹（台北故宫博物院）

　　梳理史前至东周玉礼制的演变，指出约自公元前3500年以后逐步形成华东“物精崇拜”、华西“天体崇拜”的宗教信仰，认为夏、商、周、汉王室家族发迹自不同的区域，在逐鹿中原的历程中，逐渐将华西、华东的用玉文化融合并创新，终于发展了自成系统的“楚式礼玉”，成为战国至汉代重要的文化成分。

　　将“楚式礼玉”定义为是用一种目前尚不清楚矿源何在的草绿色系“楚式绿玉”制作的“祭玉”与“葬玉”。前者专为祭祀神祇用，后者“葬玉”最初主要有璧、璜、琥龙（常被称为“龙形佩”）三类。汉代仍是“楚式礼玉”的盛行期。用“楚式绿玉”制作的“祭玉”出现于甘肃礼县鸾亭山、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等祭祀遗址。除了璧、璜还增加了尖首圭、琮、人像等。“楚式绿玉”制作的“葬玉”大盛于各诸侯国，除前述器类外，进一步发展出玉匣、玉棺等。研究分析得出，“楚式礼玉”是结合史前华东“物精崇拜”、史前华西“天体崇拜”二个宗教思维的产物。尤以同心圆结构的“双身合首琥龙纹璧”表现最为明确。

《闪烁在史书边缘的记忆：先秦金银器知见录》
 
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讨论先秦金银器，指出早期金银器为传统文献忽略，今天对先秦金银器的认识，几乎全部依靠考古发现。认为青铜时代金银器的制作，不存在生产技术障碍，金银器的流行与否，更多取决于金属技术的走向和同时代的思想观念。青铜铸造转变期的新工艺之一是金属错嵌，兴起于春秋中晚期，战国时期达于极盛。金银错嵌则是紧接着红铜错嵌而迅速发展起来的。金银器制作的兴盛，与错嵌工艺并驾齐驱，也与冶铁技术的发达近乎同步。甘肃天水张家川马家塬战国晚期墓地出土的大量金银器和错金银铁器，是我们方便检阅先秦金银器的重要实例，它不仅集中了此前出现的大部分品类、纹样、装饰手段、制作工艺，而且数量可观，对于讨论错金银铁器、装饰纹样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九鼎八簋”蕴含之数字观念》
 
杨文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通过探讨数字的起源及其内涵，结合先秦文献记载贵族礼仪使用礼器数量、先秦时期的数字等内容，对两周墓葬青铜礼乐器的组合进行数字分析，构建出青铜礼乐器制度之数字与周人等级、阴阳、五行观念的关系图谱。

　　认为周人青铜礼乐器制度以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器物组合层阶来表示墓主身份地位的尊卑，是对“殷人贵富”──以物质财富形式随葬青铜礼乐器风俗的否定和进步。青铜礼乐器制度中的数字就是等级身份制的物化象征，体现了周人秩序化的等级观念。文献中“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的记述是周人在鼎为代表的礼器使用上的基本规则，也反映出用鼎制度各种数字关系中周人的阴阳观念。对数字关系的分析显示，周人礼乐器制度肇始之初的西周中期就已经同时重视并使用分别代表阳与阴的奇数与偶数，说明阴阳平衡的观念在西周中期就已经出现和形成。周文化礼乐器制度中的数字关系还与两周时期五行观念的萌芽与发展存在着诸多联系，主要体现在五味方面。

第一场（1月27日下午）

《不一样的精彩——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园》
 
田正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主要讨论了绍兴印山越王陵，以及备受关注的越国中心（浙江绍兴一带）之外的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园，指出是研究东方越国贵族墓葬制度的典型样本。该墓园由内到外由三部分构成，主墓位于墓园的中心，独立于小山之巅，主墓土墩呈规整的东西向长方形覆斗状。主墓四周山坡及山脚下，等距离分布两周共30座小型土墩，土墩隆起于地表，内外两周土墩呈两两对称分布，紧密围绕中心主墓，是春战之交大体与主墓同时的陪葬墓，墓葬朝向一致、规模相当，分布极有规律，随葬品的时代面貌基本一致。墓园的最外围是人工挖掘的隍壕，呈东西向长方形，将小型土墩及中心主墓包围其中，构成一个外围封闭、要素齐备的高等级贵族墓园，并系统介绍了土墩墓出土的系列器物。经对墓葬和随葬物的文化因素分析，认为其主墓外围土墩内遗存为陪葬墓，文化因素以越文化为主，含有少量其他文化因素，墓葬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与中心主墓为同一时期，是经过统一规划的贵族墓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外围隍壕与绍兴印山越王陵相似。

《中山国文化遗存考古发现与研究》
 
张春长（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梳理了河北省中部地区灵寿、平山、唐县、行唐等地发现的一些东周时期墓葬，认为与中山国有关，由此展开讨论与中山国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

　　指出故郡遗址城址、居址与墓地共存，居址时间从春秋晚期延续到战国中期，可与灵寿故城历史相衔接，填补了鲜虞—中山国早期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

　　认为故郡遗址墓葬分布格局清晰，存在相对集中的墓组。墓葬以积石墓为主，较大型墓葬附有车马坑和殉牲坑，二者通过沟槽相通；殉牲坑内分层埋葬马、牛、羊、头蹄，马匹辔头、镳衔、不予卸下，表示与车相配，形制独特，与其他北方系考古学文化诸如玉皇庙文化有所不同，系考古中的首次发现。车马装饰华丽，别具一格，在同期中原各国极为罕见。同时，车马埋葬制度及器物造型、纹饰又显现其深受晋、燕、齐等华夏系统文化的影响。故郡遗址材料是北方戎狄族群华夏化进程的具体反映。

《考古学中“春秋时期”的断代和分期问题》
 
路国权（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聚焦春秋和战国的分界、春秋时期内部的分期断代两大聚讼已久的问题，在系统梳理前人已有分期观点基础上，重点探讨了考古学中“春秋时期”的断代和分期。指出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春秋时期青铜器分期和断代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三期分法是受文献史学界春秋史三期分观点的影响而来，并认为这一倾向掩盖了春秋史四期分法。指出在东周青铜器和考古学文化分期和断代研究中，应该摒弃已经滞后的春秋史三期分观念。认为对春秋第一、二、三、四期的分期可以称为春秋初期、早期、中期、晚期，作为南方楚系青铜器分期断代的标尺。

《政体因素在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中的体现》
 
朱国平（南京博物院）

　　探讨了国名+文化的考古学命名方法的适用性，指出政体因素是古代国家的属性，如何将古代国家和考古学文化建立联系，目前有不同的探索方式。观察政体因素在考古学文化中的体现，可以为古代国家和考古学文化建立联系提供启示。认为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纷呈多变的时期，以晚期作为一个截面来观察，通过分析政体因素在器形和形态两方面的体现，可以总结其方法，指出只有在共识基础上，遵守考古学文化三要素，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才存在价值，也才能作为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对象。

《陕西渭北黄土台塬地区分布的两周古国》
 
岳连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探讨了近些年来，地处陕西渭北黄土台塬区的韩城、澄城、合阳等市县陆续发现和发掘的一批两周时期诸侯国或贵族墓葬群，特别是韩城梁代村墓地、澄城县段家河墓地、居安村墓地以及正在发掘的刘家洼墓地等，指出其规模和等级均较高，其中除梁代村墓地已确定为芮国墓地外，其他墓地的国别或属性尚未搞清。另外，在这一区域还发现了韩城陶渠村、合阳甘井、澄城九沟墓地及居安王官城等一些两周时期的重要墓地和城址。认为探索和研究渭北黄土台塬地区两周时期的古国分布、文化内涵以及与周边其他诸侯国的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二场（1月27日下午）

《江南土墩墓考古发掘若干心得》
 
王明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通过梳理1992年8月上海博物馆主办的“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座谈会”时展出的青铜器及共存的印纹陶、原始瓷，认为安徽屯溪墓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值得商榷。

　　梳理了江南土墩遗存的发现、发掘、研究概况，认为考古发掘是对江南土墩遗存确认为墓葬的唯一途径，并区分了封土为墩、筑石室而封土的两种形式。从考古地层学上确认了土墩墓的叠压、打破关系；从石室封门和随葬器物摆放确认石室土墩墓的多次下葬关系，从而明确了“一墩多墓”现象；把随葬印纹陶从制法、器形、纹饰等特征分为从商代晚期——西周中、晚期——春秋早、中、晚——战国早、中晚的发展序列；从釉色釉质、器形、工艺等特征把原始瓷分为从西周至战国晚期的四类制品。

《血池遗址与与雍地五畤及相关问题》
 
辛怡华（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通过梳理秦雍四畤与汉雍五畤、汉代皇帝与五畤等资料，探讨了血池遗址与雍地五畤的关系，认为血池遗址应该与秦雍四畤或汉雍五畤有关。

　　血池遗址是首次发现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是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遗址，对于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更多解读亟待深入研究解决。

《玉器大量生产与消费的社会背景——香港春秋阶段白芒遗址举隅》
 
邓聪（香港中文大学）

　　通过梳理香港春秋阶段白芒遗址的个案，探讨了方法论的问题，以及大量玉器生产与消费互补关系。定义玉作坊是以制作玉器为主体活动的遗址，认为通常玉作坊的遗址包括制作玉器与日常生活的空间，两者都是在房子范围内进行，探讨了玉料、攻玉工具与相关遗迹之间的空间关系。通过白芒、环珠江口，甚至整个中国范围的探讨，尤其是实验考古的方法，解决相关玉器大量生产的技术问题，并指出环珠江口玉器作坊是重要的生产基地，并消费到广东横岭山地域，而将白芒玉玦与横岭山墓地出土玉器联系起来，可为两者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提供又一佐证。

《双管其下——狮子山楚王陵双联管型玉器的秘密》
 
左骏（南京博物院）

　　探讨了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一件玉质双联管，将之定名为“双联管型玉器”，并对其功能、源流进行了梳理，指出早在商周时期中国的“金玉同盟”即已建立，商到春秋的金玉组合体现在对玉的铸套和补充上，到战国晚期金玉组合技法与形式则有质和量的飞跃，金辉玉德在此充分彰显，双联管型玉器正是那个艺术辉煌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