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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為什麼需要自己的倫理部門

news_publish_date: 
2017-10-20 10:05
news_author: 
湖南省博物馆/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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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艾瑞克•哈塔拉•馬塞斯(Erich Hatala Matthes)是美國衛斯理學院哲學系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領域主要涉及藝術、文化遺産和環境方面的道德和政治議題。他多次撰文呼籲博物館界重視對藝術倫理的研究。

  大都會博物館陳列的帕森陶壺(Python’s bell-krater)被懷疑來自盜墓,惠特尼雙年展的達娜•舒茲(Dana Schutz)作品引發公衆抗議,南方聯盟紀念碑移除事件飽受争論,這些事情表明,博物館需要把研究藝術倫理列入其工作内容。這些引人矚目的案例迫使博物館陷入一系列複雜的倫理問題,比如文化财産、文化挪用以及不公正的遺産等,而博物館還未對這些問題做好充足的準備,一旦公關危機解除,馬上就不再對此關注。雖然博物館可能為規範職業行為制定了相關道德準則(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對于這些迫在眉睫的根本問題,他們缺乏進行持續研究的内部制度支持。将藝術倫理列為研究重點應當成為博物館的使命之一。

  比如,生物倫理學逐漸興起,該領域也成為了醫療機構的研究重點。誠然,醫療從業者會根據相關職業道德準則來規範自身行為,不過這僅僅是生命倫理學研究的一部分。生命倫理學主要關注由醫學實踐引發的一系列深層倫理問題:我們該如何應對治療過程中的潛在風險?如何看待人工合成生物體涉及的道德問題?基因編輯工程需要承擔哪些相關責任?探讨這些問題對政府決策和從業者行為有一定指導意義。雖然這些問題十分棘手,但問題本身又非常吸引人,因為它們為行為守則劃定了邊界,并且限定了醫療實踐的具體性質和範圍。除了解決當今的倫理争議之外,這一研究還為應對未知挑戰奠定了基礎。于是,世界各地的醫院、大學及政府機構都逐漸創立了生物倫理學研究中心和部門。

  相比之下,盡管有關藝術倫理的問題頻頻發生,引人矚目,但是世界各地博物館對藝術倫理層面的研究少之又少。不過這也不足為奇。藝術其本身就具有一種魔力,驅使我們在身份和權力中保持平衡,正視曆史問題和接連不斷的不公現象,反思自身的職責所在和人性弱點。此外,這些問題也同樣适用于藝術資源的控制、保存和分配。

  最近飽受争議的南方聯盟紀念碑移除事件完美印證了這一事實。在對公共藝術進行評估時,我們應當把目的和背景放在什麼位置?那些批量創作的雕像,比如立在達勒姆(Durham,位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紀念碑移除事件的發生地之一)滿臉皺紋惹人憐憫的那個雕像,應該被視為藝術嗎?如果不是,這些雕塑作為曆史文物又處于什麼樣的地位呢?公衆在對日常生活中的藝術施加控制時又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些問題早已産生,不僅反映了公衆的争議所在,還折射出很多其他現象。博物館應當就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并且引領公衆跳出現代媒體關注的視野,持續開展廣泛而細緻的讨論。這顯然與促進從業者恪守職業倫理沒多大關系。雖然這些舉措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它們并不能解決那些複雜深刻的問題。不過,那些率先倡導倫理守則的協會機構,如美國博物館聯盟,将會在博物館至關重要的下一步發展中起主導作用。

  雖然上文例舉了一些違背道德準則的行為,但是博物館在改善這些現象方面依然大有可為。比如擴大我們的道德想象力,促進跨文化交際,提供更多渠道,讓公衆表達一直以來避之不談的政治情緒和想法。博物館不應該隻呼籲人們關注藝術,還應該扮演不可或缺的質詢角色,倡導研究藝術的倫理邊界,并且探求藝術倫理的可能性。

  藝術與文化組成人類生活的基本維度,它們與倫理道德沖突相互交織。正确對待藝術需要我們正視倫理道德問題,要求我們不僅做到嚴守規範準則,還要進行持續性的批判研究。正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設立了生物倫理學部門一樣,史密森學會作為一個由政府資助、半官方性質的博物館機構,也應該設立一個專門研究藝術和文化道德倫理的部門,其他大型博物館也應效仿。這一舉措可能會使這些機構的藏品、實踐以及曆史都面臨新一輪的批判,但也會開辟新的途徑,彰顯它們視傳播藝術為自身使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粟佳文 譯自Apollo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