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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1855年间曾国藩办团练时手录阵法图

布阵图上的阵型以营官为中心,分为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个方位。这八个方位与现在通行的地图方位不同,实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四个正方位布设前后左右四哨长,每位哨长各统领鸟枪队、抬抢队各两队、刀矛队四队。并分前哨两队、左哨两队为东南隅兵;分左哨两队、后哨两队为东北隅兵;分后哨两队、右哨两队为西北隅兵;分右哨两队、前哨两队为西南隅兵。 

布阵图左边有曾国藩亲笔题写的说明云:凡出队打仗,将一营之兵分为五起,一曰正兵,当面对敌人者;二曰两奇兵,张两翼以合抄者也;三曰接应兵,我兵稍有挫败,另有兵会救应者也;四曰埋伏兵,佯为败势,诱贼来追,我预伏一枝,以攻敌者也;五曰守营兵,守定营盘不出队者。无论人数多少,总宜分出五起,纵无伏兵,亦须分四起。如合营出队,则前哨为正兵,左右哨为两奇兵,亲兵为接应兵,后哨为埋伏兵,长夫百八十人为守营兵;如三哨出队,则前哨为正兵,左右哨各分六队为两奇兵,亲兵为接应兵,左右哨各分两队为埋伏兵,后哨为守营兵。

诸葛武侯(诸葛亮)八阵之法分为四正四隅,如一面对敌,则中间正兵力战而两隅坚立不动,使三面之兵与中间正兵更换,此队打仗则彼队休息,彼队打仗则此队休息,此法最好而最不易学。

在曾国藩的说明之左侧又黏接了一张白纸,颜色与原纸稍有不同,上面有曾广均跋云:此是文正(曾国藩死后谥文正)初办团练时采戚南塘(戚继光)成法为图,亲笔抄录以就正于养晦先生(刘蓉之书斋名“养晦堂”,故养晦先生为刘蓉)者,其后又屡次更改为湘军行营布阵之法,一刊于建昌,再刊于安庆,终不满意,所以未列于杂著内。此图为咸丰四五年笔意,端亮其永宝之,广均谨识。

根据曾国藩的说明与曾广均的题跋,可见此阵法图乃曾国藩吸收了诸葛亮的八阵之法的优点,而仿照戚继光的阵法亲笔绘制的。这幅阵法图应该是咸丰四五年间,即1854-1855年间曾国藩办团练时,为湘军练兵所绘,此后经过多次的修正与发展,成为湘军的行营布阵之法。

此布阵图于1955年8月,由湖南省文管会从涟源刘蓉家中征集,后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深入探索

一、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 (1811—1872)    原名子诚,派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清湘乡县 (今双峰)人。道光十八年(1838)赐同进士。历任翰林院学士、兵部侍郎等职。曾两次上疏,为清廷出“教诲、甄别、保举、超擢”之策,为朝延赏识。咸丰二年(1852)丁母忧回籍,组建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咸丰十年(1860)授两江总督,同治三年(1864)攻破天京,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旋奉命率部与捻军作战。倡办洋务,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1867)授武英殿大学士。次年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奉命查办天津教案,后回调两江总督。病死任所。其家书、日记,人颇称道,有《曾文正公全集》传世。

二、曾国藩创建湘军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署史部左侍郎。是年四月,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忽报母丧,告假回家守孝。其时,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清廷深感绿营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1853 年1 月21 日,因母丧回湖南湘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奉命督办湖南团练,以抗拒太平军。他认为团练不足恃,决定组建一种新的军队,“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创办以“忠义之气为主”的“湘军”。曾国藩的计划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勇一二干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的想法不谋而合。曾国藩一到长沙,张亮基即给予大力支持,并将罗泽南所率的湘勇、江忠源所率的楚勇,以及浏勇、辰勇、宝勇、沪溪勇等各地团练调集长沙,改为官勇,由巡抚和团练大臣指挥,关发粮饱,统称“大团”。然后,曾国藩上奏咸丰皇帝曰:“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表达他将训练官勇别树一军的愿望。在得到咸丰皇帝令其“悉心办理,以资防剿”的朱批以后,曾国藩开始对省城的官勇进行“束伍练技”。

湘军大体上仿照明朝戚继光的营制,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勇的链条,曾国藩网罗了罗泽南、彭玉麟等一批程朱理学信徒,以知识分子为营官,以同乡、同学、亲友为骨干将领,士兵由营官招募。每营编营官一、哨官四、勇丁五百人,另配长夫一百八十人,合计每营六百八十五人。每哨设八队,火器队与刀矛队各半。火器主要有抬枪、鸟枪。全营有劈山炮队二,直隶于营官。每营士兵只服人营官一人,整个湘勇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湘军将办团与办练分开,着重练勇。曾国藩驻扎衡州,造战船,劝捐助饷,对于湘军进行严格训练。湘军水师筹组的时间略晚于陆师。1853年秋天,编练水师的计划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湘军规模改为编练水陆各5000人。咸丰四年(1854),湘勇练成水陆两军17000多人,成为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针对绿营兵的流弊,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一是薪饷较高,并专配长夫,自带帐篷,以利于加强训练和作战。湘军兵将薪饷普遍高于绿营。如陆师正勇(其兵丁分亲兵、护勇、正勇、伙勇等)每月发饷四两二钱,较之绿营各种兵多一至四倍;营官月薪五十两,另办公费一百五十两。待遇既优,各勇除自用外,还可养家,于是视当兵为正当职业,将领也不致随意克扣兵饷,从而减少了官兵矛盾。曾国藩声称:“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第47页。)

二是实行募兵制,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首先选定统领,然后由统领挑选营官,由营官挑选哨弁,由哨弁挑选什长,由什长挑选勇丁,以便相互熟悉和层层控制。勇丁挑选的对象主要是年青力壮的农民。应募者须有人具保,并编造清册,填写籍贯、住址和父母、兄弟、妻子姓名。它实际上是把“连坐法”应用于对军队的统治。这样,在伍时可以防止勇丁逃亡,解散时可以各有所归。此外,曾国藩所选将领除所谓“诚朴”的读书人外,还从绿营中挑选少数精于武艺的将弁为营官,以便训练水陆兵丁,教会他们掌握技艺和阵法。曾国藩还强调“严刑峻法”,并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以申军纪,同时,向兵士灌输“忠勇奋发”、“尽忠报效”、绝对服从官长等思想。至1854 年初,曾国藩已练成湘军陆师十五营、水师十营(拥有战船二百四十只、坐船二百三十只),官弁、勇丁、长夫等共一万七千余人。这支军队实际上是只听命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它开创了近代军阀拥兵自重的先例,表明清王朝已经衰朽到难以维护其统一军权的地步。(引自《中国近代史》第二章第六节第86页)

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他的“多条理、少大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之说,被梁启超誉为“历百干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因此,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湘军确实不同于骄惰的绿营和庸懦的团练,而显得十分的凶顽强悍,最终获取了攻占天京的胜利。

刘蓉(1816年—1873年)字孟容,号霞仙,清代湖南省湘县人,是桐城派古文家,他做过曾国藩的幕客,与郭嵩焘、罗泽南有往来。咸丰五年(1855年)翼王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百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由刘蓉等人力劝乃止。为人勤奋好学,写了不少古文、诗词,“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就是出自于其散文《习惯说》的名句,选录自《养晦堂诗文集》。曾国藩评“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养晦堂记》)。著有《思辨录疑义》、《养晦堂诗文集》等书。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清湘乡县(今属双峰县)人。曾国藩长子。同治九年(1870)由二品荫生补户部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袭侯爵。次年出任驻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任驻俄大使期间改签《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中法战争爆发后与法人抗辩,并疏陈备御六策。回国后助李鸿章建立北洋海军。晋兵部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十三年(1887)著《中国先睡后醒论》,主张强兵优于富国。卒于任内。著有《曾惠敏公全集》。

相关评论

[1][清同治]湘乡县志•兵防志[M].湘乡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印,1987, 2.

[2]蔡锷.曾胡治兵语录[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 5.

[3]曾国藩.曾文正公家札[M].长沙:岳麓书社, 1983, 25.

[4]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A].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C].北京:中华书局, 1962, 37.

[5][清同治]湘乡县志•学校志[M].湘乡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印,1987, 52.

[6]王安定.湘军记[M].长沙:岳麓书社, 1983, 70.

[7]李肖聘.湘学略[M].长沙:岳麓书社, 1985,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