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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褐斑贴花舞蹈人物瓷壶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73年衡阳市司前街水井出土   

高16.4 口径5.8厘米

水器。壶上有双系,又有鋬(pàn)流,说明既可作执壶,又可系绳携带。模印贴花是长沙窑釉彩之外的另一重要装饰特征,这件贴花壶是其中精美者。壶小口卷唇,鼓腹。肩部两侧各有一双轮系,前有多棱短流,后有一双轮执鋬(pàn)。两系及流下分别饰以三块模印贴花,流下为一女子袒胸披纱,扭动身体,站在蒲团上婆娑起舞,左为方形塔建筑,右一立狮。

该壶的三个贴花中,中间舞蹈人物处于中心地位。这种舞蹈图在中国传统的“长袖折腰”舞明显不同。舞蹈人物丰腴长颈,胳膊袒露,下着紧身短裤,上挂披巾,轻柔透明,纹褶飘逸流动,站在蒲团上,扭动身躯,婆娑起舞。首先衣着过于开放,图案人物袒胸露肩,舞蹈表达的方式迥然不同,它是直接通过人体的曲线和肌肉的不断变化给人以美感。这种舞被称为“胡腾舞”或“胡旋舞”。隋唐时由西域传入内地,后几乎遍及中国。其舞姿粗犷,要在铺设的小地毯上旋转、踏跳、腾跃。唐诗中对这种舞蹈也有描述,“左转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白居易《胡旋女》),“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铤右铤生旋风”(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chán )歌》)。长沙窑贴花壶上的舞蹈人物在唐诗中也得到极好的印证。据说,安禄山尽管体态极肥胖,但在宫廷中能自称“小儿”,跳胡腾舞“乃疾如风”,深得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欢心。这件贴花壶也是中亚文化融入中土的见证。

中国古代金银主要用于首饰,而西亚广泛用于饮食器皿,唐朝随着中西交往的频繁,萨珊波斯金银器大量传入中国,西域金银器上的锤鍱、压印和掐丝工艺不仅影响唐代的金银制作业,同时也影响到陶瓷业,唐三彩对最早采用贴花工艺。长沙窑瓷上的模印贴花、印花工艺也是从金银器的锤鍱和压印移植过来,并成为长沙窑的装饰特色,常出现于三个部位:一是贴于喇叭口壶的流下部,佛教题材较多,有飞鸟、奔龙、一朵花卉、童子坐莲等,二是洗、罐等的系耳,以模印而制。三是壶、罐的腹部,这种类型最为常见,往往在流、双系下饰三处贴花,题材多取于西亚、西南亚地区,有坐狮、人物、植物等,贴花纹处除施青釉外,还多涂一层褐斑,使其更为醒目。人物多为胡人,或吹奏,或持兵器,或舞蹈,一人一模,植物也是西亚南亚常见的菩提树、桫椤树、椰枣纹等,中心或书有作坊主姓氏,这种类型的纹饰具有浓郁的域外文化因素,被认为是为外销而烧制的,国外发现的长沙窑瓷壶,多饰模印贴花也证明了这一点。贴花部分多涂褐斑,使饰纹更为醒目,有学者也提出是受唐代银器鎏(liú )金的影响。唐西域风格的银器常在纹饰部分鎏金,即史书所载的“金花银器”,从陕西何家村出土金银器即可看出,以使纹饰更为醒目。长沙窑瓷贴花上涂褐斑当是同一目的。

深入探索

长沙窑简介

长沙窑位于中国中部湖南省会长沙市北部的湘江东岸,这里原来有一湖,湖中有磐石突兀,名石渚湖。从李群玉诗《石渚》及碗铭“石渚盂子”可知,长沙窑时称石渚窑。从墓葬资料及器物年款分析,长沙窑兴起于约8世纪末,衰落于10世纪初,长沙窑是在融合南北方制瓷工艺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有别于南方青瓷、北方白瓷传统的彩瓷。彩有从单彩到多彩,技法有从无意义的点彩、涂彩到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彩书、彩绘的递进过程。釉有黑、白、瓷、绿、红、蓝、酱等色釉,器形也很丰富。 

此外,长沙窑还是唐五代时期最大的出口瓷。由于长沙窑的瓷器在造型和装饰上能适应销往国人民的爱好和需要以及低廉的价格优势,使得它的产品不仅内销,而且远销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甚至延伸到了非洲地区,出口数量之多,遍布范围之广,远在越窑和邢窑之上。 

1998年,德国人沃特法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勿里洞岛外海,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沉船最多的水域,发现了一艘唐代的“黑石号”沉船,船上载有6.7万余件大多保存完好的瓷器、金银器、玻璃等供贸易及贡奉的珍品,仅产自长沙窑的瓷器即达56500件,数量之多,超过各地出土长沙窑瓷的总和,长沙窑出口量之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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