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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双鱼纹铜镜

直径18.7厘米

圆形,圆钮,镜背纹饰分为两区,外区窄纹带为水草,内区为主题纹饰双鱼,两条鲤鱼在钮两侧浪层起伏的水波纹中,鱼鳍展开,同向回泳,作追逐嬉戏状。此镜制作精细,双鱼鳞鳍清晰,摇头摆尾,形象生动逼真。镜缘上有“都铜院官”一处刻记和花押。花押又称“押字”,兴于宋,盛于元,故又称“元押”。

多为长方,一般上刻楷书姓氏,下刻八思巴文或花押。作为个人任意书写,变化出来的“押字”,难以摹仿而达到防伪的效果,因而这种押字一直沿用到明清时代。 铜镜制作采用写实的手法和高浮雕的工艺表现方法,把双鱼塑造得丰肥饱满,栩栩如生,宛如两条活鱼形影相随。

深入探索

双鱼镜:女真族生活的写照

金代铜镜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中国铜镜衰落时期纹饰最具多样化风格的镜子,特别是它的题材也多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的传说典故及喜闻乐见的图案,因而使其在北国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直至影响到全国,双鱼镜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公元1115年,由完颜阿骨打率领的女真族在北方崛起,建立了金国。 其境内有不少江河湖泊,渔产丰富,多为鲤鱼,这便成为当时工匠艺人们刻画、塑造鱼形象的自然基础。女真人在建国前,自先祖始,就多从事渔猎,建国后,除进行农业经济外,捕捞鱼类是他们维系生活的重要补充,从而为创造和表现“鱼”形象奠定了经济基础。

女真人视鲤鱼为祥瑞,以鲤鱼献祭,王公大臣有配挂鲤鱼的习俗,他们已具备了创制和展示“鱼”形象的文化基础。女真族虽在建国前已出现建立在男子统治之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但还较多地存在着许多原始群婚遗风陋习 。女真人的这种婚姻状况和家庭组合已明显滞后,制约和影响了种族的繁衍、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发展。金建国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太宗完颜晟等先后下诏改进婚俗,“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这些均体现了女真族婚制和社会的进化,这就形成了创制双鱼镜的社会基础,雌雄相随,和谐相处的双鱼艺术形象。同时,鱼又有富贵吉祥,祈望多子多孙的含义,这又寄托了女真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从史籍和文物资料中可以看到,女真人善用鲤鱼作为其佩饰和装饰品,而鲤鱼和双鱼同时又是汉族人民喜闻乐见纹饰题材之一,因此双鱼镜和其它不少金镜正是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产物。双鱼镜作为金代独具特色的镜子,除造型与宋镜基本相同外,纹饰表现方面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使人感到活灵活现,富有一定的生活情趣,给人以超越现实的遐想空间,体现了中国民族传统纹饰中的绝妙之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鱼始终受到人们的偏爱,作为纹饰,从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彩陶器到晚清民国青花釉里红瓷盘,已屡见不鲜。中国几千年都是农耕经济,风调雨顺至关重要,鱼是水中最常见的动物,甚至被尊为“鱼伯”、“水君”,成为被人们所崇拜的最为普遍、悠久的水神。鱼是繁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成为生殖力、种族繁衍的象征,有多子多孙的祝福含义。因此被人们用来表达幸福美满的爱情和对人丁兴旺的祈求。汉乐府中已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的诗句。鱼类种类多、数量大,极易捕捉,自古以来即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且“鲤”与利、“鱼”与余谐音,人们以之寓以“年年得利”、“餐餐有余”的祝福。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鲤鱼跳龙门的传说更表达了人们祈求升官登仕的愿望,双鱼图纹虽然在汉代铜镜铭文中出现过,而宋、金却将其作为主题纹饰在铜镜中广泛运用,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铜镜纹饰的演变,是随着时代进步、经济发展、工艺水平、民族文化融合而不断提高和变迁的,也正是这些变化才会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和民族艺术的精华。

双鱼镜正是以其健康向上的生活气息,生猛灵动的审美情趣,精湛细腻的铸塑工艺,在中国铜镜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也为中国铜镜文化增添了清新生动的亮点。双鱼镜在诸多条件下应运而生,并成为金代铜镜中数量最多、最富特色的代表镜类。

相关评论

1、李秀莲:《浅谈金代鱼纹铜镜》,《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2、杨卫东,方清:《金代鱼纹镜》,《文物春秋》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