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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行书卷

董其昌书写的行书手卷,黄色熟绢本,长397厘米,高26厘米。书写内容为唐代韦应物的两首诗,第一首“贾常侍林亭燕集”110字,书28行,第二首“慈恩伽蓝清会”80字,书21行。

《董其昌行书卷》释文

  高贤侍天階(陛),迹显心独幽。朱轩骛关右,池馆在东周。 
  缭绕接都城,氤氲望嵩丘。群公尽词客,方驾永日游。 
  朝旦气候佳,逍遥写烦忧。绿林蔼已布,华沼澹不流。 
  没露摘幽草,涉烟玩轻舟。圆荷既出水,广厦可淹留。 
  放神遗所拘,觥罚屡见酬。乐燕永(良)未极,安知有沉浮。 
  醉罢各云散,何当复相求。

  素友俱薄世,屡招清景赏。鸣钟悟音闻,宿昔心已往。 
  重门相洞达,高宇亦遐朗。岚岭晓城分,清阴夏条长。 
  絪缊(氲氛)芳台馥,萧散竹池广。平荷随波泛,回飙激林响。 
  蔬食遵道侣,泊惟(怀)遗滞想。何彼尘昏人,区区在天壤。
  韦司直燕集二诗。董其昌书于玉峰舟中。
  钤印三方,朱文:董其昌,白文:太史氏,朱文:水穷云起之斋。
  (注:括号内为原诗的正确用字。)

这幅手卷正文共49行,每行书多则5字,少则2字。手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到“何当复相求”止,第二部分到“区区在天壤”止,以“韦司直燕集二诗,董其昌书于玉峰舟中”作为结尾。作者根据艺术表现的需要,采用重按轻提、墨色干湿产生的若干段落的虚实节奏变化,使整幅文字具有节奏韵律感。首尾行书,草书自然穿插其间,行、草书大致各占一半。作品中有三处笔误:“陛”錯为“階”,“良”錯为“永”,“氲氛”錯为“絪缊”,“怀”錯为“惟”。

手卷以“高贤侍天階”开篇,五字用笔、墨色略显凝重,从“接都城氤氲望嵩丘”起,即入佳境,行书、草书相继跃然绢上,提按使转凸显精彩:重按浓墨之字,如 “丘、草、涉、淹、醉、散、何、赏、鸣、重、分、清、池、飙、蔬、侣、泊、惟、想、人” 一展洞达气力;上提俊逸之字,如“方、游、流、露、荷、广、神、所、屡、酬、闻、朗、随、遗” 尤存草书风骨神韵。第二部分中“岚岭晓”、“萧散竹”、“广平湖”、“激林响”、“食遵道”更是疑入怀素草书法帖中。“滞”字末尾劲笔一长竖,占三字位置,笔力从上而下,一贯到底,极有“屋漏痕、锥画沙”之意,并且“滞”字的左、右、下三面分别被“侣泊惟、想、何”重墨字所包拥,显得十分抢眼,此布局在董氏的书作中似不多见。末尾以“壤”字重墨收笔,与起首的“高”字形成前后首尾呼应,这种安排,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偶然得到,不得而知,但从通篇气韵与笔墨挥洒自如来看,这幅手卷应是董氏在心力具佳的状态下一气呵成的佳作。

深入探索

一.董其昌其人其书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人。明代书画家、鉴赏家。“华亭派”的主要代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

董其昌工书法,自谓于率易中得之,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其书法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非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加之他当时显赫的政治地位,其书画风格名重当世,并成为明代艺坛的主流。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等文集。

董其昌曾记述自己与书法结缘的经过:“余十七岁学书,初学颜鲁公《多宝塔》,稍去而之钟、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其之所以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亦起因于一次会考,考官在批阅考卷时,因嫌董其昌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其第一改为第二,将字写得较好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发奋钻研书法。董其昌回忆说:自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颜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虞世南),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王羲之《黄庭经》,钟元常(钟繇yóu)《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文征明)、祝希哲(祝允明)置之眼角。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前人绝大部分名家,从晋代钟繇、王羲之到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怀素到五代杨凝式、宋代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

历来对董其昌的书法评说褒贬不一。褒者倾其溢美之词,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 贬者清代包世臣、康有为对董其昌的批评甚为激烈。包世臣称:董氏“行笔不免空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则道:“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评书法》中对自己的书法有一个总的评价:“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纵观董其昌的书法作品,楷、行、草三体皆备。篆书仅见《临画赞碑》的碑额“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碑”十二字,隶书作品则未曾见到。其书体面貌变化多,早、中、晚期又各有不同。

二、董其昌书法特点

董其昌推崇米芾书法为宋朝第一,故董氏认为行书应以米元章、颜鲁公为宗。他四十岁时所作《节临钟王帖》、《戌格帖》、《兰亭帖》,其书后云: 以无帖本相对,故多出入,然临帖政不在形骸之似也。所谓不似,一是因背临而仿其意,二是由宋人而解钟、王书法之意。依董氏之言,临《兰亭》书法,深得变化之旨,且笔法于秀劲中达古拙之意;其以行体书诗,大多采用米芾书法。董氏行书中常参入怀素草法,但其书面目与怀素又不尽相同,终能保持自家本色。如其草书《试墨帖》,其墨色酣畅淋漓,秀润华滋,运笔瘦轻飞动,狂而不霸,草而不乱。这部行书手卷中的草字看似怀素,又不似怀素,有含筋裹骨、园劲苍秀之势。

董其昌作品中宽绰旷达的行距是其章法布局的一个标志性特点,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在他的书作中,行距空阔疏荡,使笔墨在黑白互补与篇章结构中相得益彰,这部手卷同样体现出他的这一风格。行距宽于字距,视觉不疲劳,无沉闷压抑之感,让人能轻松自在地逐行赏玩文字,在赏玩中获益,可谓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艺术享受。“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宽大的行距,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气韵上难以驾驭,尤其是大篇幅的行草书作难度更大,董氏的书作却能驾轻就熟、掌控自如的运用,能达到这种艺术效果,是作者在吸取前人精华的基础上对书法创作的独特理解与创新。董氏不但在整幅的大布局上作文章,而且非常注重单字和局部的小章法,他说:“作书所最忌者位置等匀,且如一字中,须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处。”如上所述,手卷文字不仅在行书与草书之间相互变化和巧妙转换,每个字的形态也是多姿多彩,变化各异,就是其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极好证明。

董其昌的书作多表现为墨色浓淡枯润相映成趣,极富微妙变化。浓墨沉稳庄重,淡墨秀逸清韵,再配以空灵虚渺的字体,使其书弥漫着一派潜在的韵味与生气。正所谓“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历代书家对董氏的墨色的多有赞赏之辞,康熙曾为他的书作题跋: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董氏强调:“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秾肥,肥则大恶道矣。”墨色的运用在这部手卷中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重墨润而不肥,枯墨劲而不燥,行、草书各具其特色,均恰到好处地把握了的墨在作品中丰富的表现力。

董其昌的书法作品多数皆为一种不经意而为的形态,实际上却包含着其全部内力的匠心独运,这决定了其书法清秀古拙的风格。他的用笔大多清健劲利,似为直率,而内于转、束处着力,含顿、挫笔法之意,不露刻意之态。读他的书法作品,最鲜明及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是建筑在书风神韵劲瘦,结构奇不溢怪,结字似奇反正,章法明快疏朗的基点之上,在不经意的书写中断然出新,成为明末书坛集大成者和影响深远的一代书家。

相关评论

1、李文灵:《董其昌“以势为主”笔法观辨析》,《艺术百家》,2009年第6期。

2、董菱:《董其昌书法美学与艺术风格论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