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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首兽面纹圆尊

商代

通高73.2、口径61、底径31厘米。

1967年华容出土

尊为酒器。大敞口,折肩、折腹、高圈足。颈部饰有三道弦纹,腹部饰兽面纹,肩部有3个圆雕的牺首和3只立鸟相间排列。以云雷纹为地,纹饰粗大,特别是其地纹,比一般铜器上的地纹要粗大,腹部和圈足间有三个很大的“十”字形镂孔,是铸造时范模垫片留下的,之所以做成规范的形状,则是为保持器物的整体美感。特别的是,在兽面纹各部位如鼻端、嘴角、角根、耳根等处都装饰了小的乳钉纹。

这件铜尊是在废铜收购站偶然发现的。当时铜尊已严重破碎,经文物工作者精心修复,才使这件艺术珍品重现原貌。该器造型高大,装饰精致,与著名的四羊方尊等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代表了湖湘文化在早期青铜时代已达到了极高的艺术与科技水平。

深入探索

一、关于大口铜尊

尊,酒器,在礼器中的地位仅次于鼎。在郑州铭功路和黄陂盘龙城商代中期的遗址中,出土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釉陶尊。这种釉陶尊为敞口、折肩、凹底。而此类大口铜尊则最早产生于商代早期,即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所代表的历史时期,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1974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商城的这件铜尊,口径20,高25,大口外侈,束颈,折肩,深腹,高圈足有对称“十”字形镂孔。颈部及圈足上饰数周凸弦纹,肩部与腹部各饰有一周粗线条状兽面纹,上下边缘饰以圆圈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铜尊作为一种酒器,它的使用时间并不长,但“尊”作为酒器的名称却被长久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逐渐成为所有酒器的泛称。如《礼记·乐记》“铺筵席,陈尊俎”中的“尊”,即泛指酒器,或引伸为酒、酒筵等。由于在商代及西周初年,人们普遍使用尊这种酒器,以至于使尊和酒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出现“尊酒”之称。唐代诗人韩愈《赠张籍》云:“尊酒相逢十载前,君为壮夫我少年;尊酒相逢十年后,我为壮夫君白首。”宋代陆游《东园晚步》诗有句道“痛饮每思尊酒窄”,尊酒连称,指酒宴或酒量。清人钱谦益《饮酒七首》之二云:“岂知尊中物,犹能保故常。”“尊中物”即指酒,与“杯中物”同义。

二、湖南出土商代大口铜牺尊赏析

谈到湖南出土的商代大口铜牺尊,不得不说的是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四羊方尊(图一)。它是1938年在湖南宁乡月山铺发现的,现藏国家博物馆。该器集中了绘画、浮雕、圆雕等多种成型技巧,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体与动物的形状巧妙结合。尊的四肩及腹部设计为圆雕的大转角羊,羊腿附于尊的圈足上,羊首之间还有浮雕的且角形的龙,龙身蜿蜒在方尊的肩上,此外,在羊的胸腹处还铸长冠凤鸟、圈足上饰夔龙纹、各主纹之间填饰刚劲圆润的几何纹或由几何纹构成的动物及怪兽纹。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此外在湖南常宁,岳阳平江等地,都有发现有这种大口尊:1963年常宁出土商代牺首兽面纹铜方尊(图二),高54,口径 34 .4厘米。敞口,束颈,折肩,腹下收,圈足。四角及每一面的中部突出扉棱,肩部四角为四个怪鸟,中部为猪首状牺首;腹部和圈足上饰兽面纹。

 

1973年岳阳平江出土的商代兽面纹牺首铜尊(图三),高65.2,口径52.5,底径29.5 厘米。大敞口,折肩,肩部立有三牛首和三个扁身立鸟,此外,牛首上还各饰有相同的扁身立鸟。腹部饰卷云角、s形身的全分解兽面纹,两角间有一对匕形饰,兽身下有夔纹。圈足上有方形镂孔。圈足下似有三个小矮足。

值得注意的是,在湖南地区同时还发现一种直颈的铜罍,与大口尊的器形纹饰布局都极为相似。1982年岳阳鲂鱼山发现的商代鱼纹铜罍,通高50,口径26.2厘米。长颈直口、折肩,腹往下内敛,高圈足,肩部四个牺首与扁体立鸟相间排列,腹部与圈足四道扉棱,圈足上部有方形镂孔;肩、腹部和圈足饰兽面纹,腹部兽面纹上部饰火纹乳钉与“井”字纹相间排列的纹带,腹部兽面纹下侧饰有鱼纹。

岳阳博物馆藏牺首兽面纹鱼尊

1998年岳阳平江浯口镇出土商代晚期铜罍,通高54,口径32,重27.3公斤。口微敞,平折沿,颈部高而粗、斜折肩、桶形腹、高圈足、颈肩处饰有4个立鸟,肩腹部4条扉棱之间竖挂4个羊首状牺首,圈足上部有4个方形镂孔。颈部三周饰较细的凸弦纹。肩、腹及圈足部分纹饰饰浮雕兽面纹,以云雷纹为地。在肩、腹、圈足部兽面纹各部位如鼻端、嘴角、角根、耳根等处都装饰了许多小乳钉,腹部每组12个,肩部和圈足出去兽面和夔纹的眼珠每组8个。

岳阳平江浯口镇商代晚期铜罍

近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将这种罍与同样只见于南方地区、装饰风格接近的大敞口尊归为同一文化系统,认为是南方地区(主要是长江中游)青铜文化的产品,称为“南方类型”或华中型青铜器。如日本的难波纯子在《华中型青铜彝器的发达》一文中,通过对这类器型的兽面纹饰,铸造技术等方面的分析,认为晚商一期以后在湖南等地大量铸造的有独自特征的华中型浮雕饕餮纹、华中型粗线饕餮纹尊等是自成体系的地方型青铜器。也有学者认为并非本地铸造,而是中原商文化经由四川(三星堆文化也发现相同类型的大口尊和罍)传播而流散到各地的。

相关评论

1.难波纯子,向桃初译:《华中型青铜彝器的发达》,《南方文物》2000年3期

2.施劲松:《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文物》1998年第10期

3.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与罍》《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