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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方座铜簋

西周

通高30.6、座长20厘米

桃江县连河冲金泉村出土

簋为食器。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长方形座,座内有悬铃舌之纽,铃舌已失。肩部浮雕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前足后曲,后足伸直,两马臀部相对,马首是另铸焊接的,卧马之间饰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饰卷眉凸眼的凶兽面,兽面之间有长垂冠,勾利嘴,长尾巴的凤鸟4只,器座较长的两边铸立马4匹,每两匹一组,头向相反,昂首竖耳、头小、颈长、身短、蹄粗、尾长下垂,尾毛根根可辩。座身两长边浮雕马身,马高马长均为16厘米。器座较短两边饰兽面纹。

此簋的器形和座上的兽面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器形和纹饰,应当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但器身所饰卧马和器座的立马,在其他地方少见。还有铸造工艺上,马纹簋的胎壁较薄,器身凸出的马纹和兽面,器内也随着内凹,而同样的铸造工艺,在湖南地区商代青铜器上早已出现,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点。

深入探索

小议铜簋

簋作为器名已见于先秦文献,如《诗经·小雅·伐木》:“陈馈八簋”。《周礼·地官·舍人》言:“祭祀,共簠簋。”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粮器。”但许慎在《说文解字》却言“簋,黍稷方器也。”与郑玄说异。古文献中讲到的这种簋在商周青铜器中指的是哪种器形,北宋后至清乾嘉以前治金石的学者没人能够知道。1935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后,根据鼎、簋常同出一墓,以及器铭中鼎簋连言,皆与《周礼·秋官·掌客》以鼎簋组合降服。至此 “簋”之定名遂成定论。
簋的用途即如前引《周礼》郑注与《说文解字》所言,是盛放黍稷之用。在使用时,多于鼎组合。从考古发掘资料看,簋除了作盛食器外,似亦可作温食器。如1933年发掘的浚县辛村M29出土的一件簋“底外留烟痕”,郭宝钧指出,此簋“似食器亦可兼作温饭之用。”

簋是重要的礼器,在商周时代它同样是象征贵族身份高低的指示物。据《礼记》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簋是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在宴享和祭祀时,簋常常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使簋成为列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簋的形制多样,其基本形制为敞口,圆腹,圈足,无耳或二耳。但在不同的时期又出现和流行过三耳簋、方簋、弇口簋、四耳簋、方座簋、三足簋等。商代中期簋为这时期新出现的器类:一种口微敛,窄沿外折,深腹稍鼓、底近平,下承矮圈足;另一种,两侧有对称的兽首形双耳。商代晚期簋侈口、颈内收、腹较鼓,直矮式圈足,少数出现双耳,有的双耳下垂珥,为以前各期所未见。

西周早期簋的变化比较大,数量增多,式样翻新。侈口鼓腹双耳的商代晚期簋继续流行,但兽耳多变化。成康以后,乳钉纹无耳簋消失。此时最具特色的是高足簋、四耳簋、方座簋的出现。所谓方座簋,就是将簋体和方禁连铸在一起,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利簋都是这一形制的代表。西周中期簋有双耳簋、弇口簋、方座簋、盂形簋等许多型式。簋的耳式多样,弇口簋有贯耳、附耳和环耳,后段流行兽首衔环耳;侈口双耳簋有凤形、龙形、象首形等,中期后段圈足下出现三个兽面扁足。 西周晚期簋一般都有盖,弇口鼓腹,盖上和器腹铸有平行沟棱纹,圈足下有三个兽面扁足。耳作兽首形或兽首衔环,也有方座簋。 

簋在春秋早期常见的形式为敞口,双耳或四耳的方座簋,无座簋的圈足下也常加三个扁形小足。此时簋几乎均加盖。春秋中晚期战国初期,簋的形式简化,战国早期具有上述特征的簋依然存在,但龙耳相对粗简。

湖南株洲南阳桥出土有一件兽面纹方座铜簋(借2002、10-48),口径22、通高26厘米该器敞口平沿,鼓腹下垂,腹两侧置龙首形耳,耳下有下垂的珥,圈足较矮,带方形座;腹部、方座主纹为兽面纹;颈部纹饰由浮雕兽首、夔龙纹组成。该器纹饰与造型具有典型的中原风格。

早在原始社会晚期,我国就已开始养马。马在战争、交通、仪礼和耕垦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史籍中“非子养马”是所见最为著名的早期养马记录,非子因善养马,受周孝王委任,在汧水、渭水交汇的地区主管畜牧,成效卓著,有功受封。而在周孝王之前,西周王室就已经在京畿设置基地,培育良马。现知最早以马作为青铜器造型的是西周懿王时期的驹尊,高32.4厘米,长34厘米,重5.68公斤,1955年于陕西郿县李村出土。其马的形态与四马方座铜簋的立马相似,唯前者腿稍显粗壮。关于古代的骏马,最著名应属马踏飞燕,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雷台墓。高34.5厘米,长41厘米。这件两千年前制作的铜奔马造型生动,铸造精美,比例准确。奔马正昂首嘶鸣,举足腾跃,一只蹄踏在一只飞翔的燕子身上。湖南省博物馆另收藏有一件东汉的马钮铜錞于(39240),通高47、口径12-17、钮高6.7厘米。

西周盠驹尊  现藏国家博物馆

东汉马踏飞燕  现藏甘肃博物馆

东汉马钮铜錞于  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马与人类休戚相关,很早便是人类的朋友,而且是与人生死相托的朋友,杜甫在《题壁上韦偃画马歌》中,称其“十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历史上有 “神马驮书”美丽神话故事,《易·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尚书中侯·握河纪》:“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相传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龙马和神龟驮来的“图”与“书”画成了八卦,这就成为“周易”的来源。传说中又有关“八骏马”的故事。《拾遗记“周穆王》记载:“王驭八龙之骏,

一名绝地,二名翻羽,三名奔宵,四名超影,五名逾辉,六名超光七名腾雾,八名挟翼,谓之‘八骏’也。” 

古代对好马的重视,也演绎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如“老马识途”的典故,“白马非马”的哲理论辩。秦穆公时的伯乐、九方皋都是当时善辨骏驽的相马的高手,似乎在春秋战国时代,相马是十分令人尊敬的职业,以至今天“伯乐”成了发现、培养人才的代名词。汉武帝还将作为良马的标准尺寸铸成“铜马法式”立于长安鲁班门外。1973年在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相马经》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相马专著。

相关评论

高至喜:《马簋年代与族属考》,《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