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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湖南省博物馆
2018-01-27 09:30 to 2018-01-28 17:30

为推动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更深层次地解读“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湖南省博物馆于2018年 1 月 27 日至 28 日在省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召开“春秋战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内外40家博物馆、研究机构近80位专家、学者齐聚长沙,共同分享春秋战国时期在考古发现、器物研究、思想文化领域等方面的最新成果。

  谈起春秋战国,人们常以“风云多变”、“跌宕起伏”形容之。尽管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却空前繁荣,社会形态、贸易经济、工匠技艺、思想文字等方面成就都有长足的发展。“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发展大融合也是在这一时期,因此,推动业界对该时期研究的延伸和发展,加强社会各界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认知和了解,成为举办此次研讨会的主要目地。

  研讨会分为开幕式、会议研讨和学术总结三大部分。开幕式于1月27日上午举行。会上,专家们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分别做了主旨发言。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从远古“物精崇拜”与“天体崇拜”融合创新的角度,深入解析了楚式礼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扬之水发表了题为《闪烁在史书边缘的记忆:先秦金银器知见录》的讲话。

  27日下午及28日上午为分场会议研讨时间。会议设置了“考古发现与相关研究”、“器物研究”等多个主题。结合主题,与会专家们分别从青铜器研究、陶器工艺、祭祀礼仪等方面进行阐述并展开深入讨论,会场气氛热烈,学术氛围浓厚。

  28日下午举办了本次研讨会的学术总结及闭幕式。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伯谦围绕“两周”考古,谈了自身的观感、想法与建议,并对本次研讨会做出学术点评。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李建毛致闭幕词。此次学术研讨会,共收录论文逾60篇,很好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类研究成果,也为今后的研究与探索指明了方向。它的成功召开,对研究春秋战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同时将助推博物馆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们参观了“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并对展览的内容框架和陈列设计予以充分肯定,对湖南省博物馆在传承和发扬中国历史文化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些年来,湖南省博物馆的原创展览工作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工作模式,即在举办一个展览的同时,出版一本展览的图录,召开一场相关领域的学术讨论会,并把学术讨论的成果以专书或专辑的方式结集出版。这样一种模式,旨在提高展览的专业学术性,同时也期望通过展览推动与文物展品相关的历史、文化、艺术等的研究和讨论,其形成主要是基于“展览必须兼具普及趣味性和专业学术性,展览是对学术研究成果的展示、宣传”这一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通过学术交流与研讨这样一种途径,为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工作构建强大的学术支撑。


【1月27日会议纪要】

主旨发言 1月27日上午

《楚式礼玉-远古“物精崇拜”与“天体崇拜”的融合创新》


邓淑苹(台北故宫博物院)

  梳理史前至东周玉礼制的演变,指出约自公元前3500年以后逐步形成华东“物精崇拜”、华西“天体崇拜”的宗教信仰,认为夏、商、周、汉王室家族发迹自不同的区域,在逐鹿中原的历程中,逐渐将华西、华东的用玉文化融合并创新,终于发展了自成系统的“楚式礼玉”,成为战国至汉代重要的文化成分。

  将“楚式礼玉”定义为是用一种目前尚不清楚矿源何在的草绿色系“楚式绿玉”制作的“祭玉”与“葬玉”。前者专为祭祀神祇用,后者“葬玉”最初主要有璧、璜、琥龙(常被称为“龙形佩”)三类。汉代仍是“楚式礼玉”的盛行期。用“楚式绿玉”制作的“祭玉”出现于甘肃礼县鸾亭山、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等祭祀遗址。除了璧、璜还增加了尖首圭、琮、人像等。“楚式绿玉”制作的“葬玉”大盛于各诸侯国,除前述器类外,进一步发展出玉匣、玉棺等。研究分析得出,“楚式礼玉”是结合史前华东“物精崇拜”、史前华西“天体崇拜”二个宗教思维的产物。尤以同心圆结构的“双身合首琥龙纹璧”表现最为明确。

《闪烁在史书边缘的记忆:先秦金银器知见录》
 
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讨论先秦金银器,指出早期金银器为传统文献忽略,今天对先秦金银器的认识,几乎全部依靠考古发现。认为青铜时代金银器的制作,不存在生产技术障碍,金银器的流行与否,更多取决于金属技术的走向和同时代的思想观念。青铜铸造转变期的新工艺之一是金属错嵌,兴起于春秋中晚期,战国时期达于极盛。金银错嵌则是紧接着红铜错嵌而迅速发展起来的。金银器制作的兴盛,与错嵌工艺并驾齐驱,也与冶铁技术的发达近乎同步。甘肃天水张家川马家塬战国晚期墓地出土的大量金银器和错金银铁器,是我们方便检阅先秦金银器的重要实例,它不仅集中了此前出现的大部分品类、纹样、装饰手段、制作工艺,而且数量可观,对于讨论错金银铁器、装饰纹样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九鼎八簋”蕴含之数字观念》
 
杨文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通过探讨数字的起源及其内涵,结合先秦文献记载贵族礼仪使用礼器数量、先秦时期的数字等内容,对两周墓葬青铜礼乐器的组合进行数字分析,构建出青铜礼乐器制度之数字与周人等级、阴阳、五行观念的关系图谱。

  认为周人青铜礼乐器制度以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器物组合层阶来表示墓主身份地位的尊卑,是对“殷人贵富”──以物质财富形式随葬青铜礼乐器风俗的否定和进步。青铜礼乐器制度中的数字就是等级身份制的物化象征,体现了周人秩序化的等级观念。文献中“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的记述是周人在鼎为代表的礼器使用上的基本规则,也反映出用鼎制度各种数字关系中周人的阴阳观念。对数字关系的分析显示,周人礼乐器制度肇始之初的西周中期就已经同时重视并使用分别代表阳与阴的奇数与偶数,说明阴阳平衡的观念在西周中期就已经出现和形成。周文化礼乐器制度中的数字关系还与两周时期五行观念的萌芽与发展存在着诸多联系,主要体现在五味方面。

第一场(1月27日下午)

《不一样的精彩——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园》
 
田正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主要讨论了绍兴印山越王陵,以及备受关注的越国中心(浙江绍兴一带)之外的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园,指出是研究东方越国贵族墓葬制度的典型样本。该墓园由内到外由三部分构成,主墓位于墓园的中心,独立于小山之巅,主墓土墩呈规整的东西向长方形覆斗状。主墓四周山坡及山脚下,等距离分布两周共30座小型土墩,土墩隆起于地表,内外两周土墩呈两两对称分布,紧密围绕中心主墓,是春战之交大体与主墓同时的陪葬墓,墓葬朝向一致、规模相当,分布极有规律,随葬品的时代面貌基本一致。墓园的最外围是人工挖掘的隍壕,呈东西向长方形,将小型土墩及中心主墓包围其中,构成一个外围封闭、要素齐备的高等级贵族墓园,并系统介绍了土墩墓出土的系列器物。经对墓葬和随葬物的文化因素分析,认为其主墓外围土墩内遗存为陪葬墓,文化因素以越文化为主,含有少量其他文化因素,墓葬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与中心主墓为同一时期,是经过统一规划的贵族墓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外围隍壕与绍兴印山越王陵相似。

《中山国文化遗存考古发现与研究》
 
张春长(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梳理了河北省中部地区灵寿、平山、唐县、行唐等地发现的一些东周时期墓葬,认为与中山国有关,由此展开讨论与中山国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

  指出故郡遗址城址、居址与墓地共存,居址时间从春秋晚期延续到战国中期,可与灵寿故城历史相衔接,填补了鲜虞—中山国早期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

  认为故郡遗址墓葬分布格局清晰,存在相对集中的墓组。墓葬以积石墓为主,较大型墓葬附有车马坑和殉牲坑,二者通过沟槽相通;殉牲坑内分层埋葬马、牛、羊、头蹄,马匹辔头、镳衔、不予卸下,表示与车相配,形制独特,与其他北方系考古学文化诸如玉皇庙文化有所不同,系考古中的首次发现。车马装饰华丽,别具一格,在同期中原各国极为罕见。同时,车马埋葬制度及器物造型、纹饰又显现其深受晋、燕、齐等华夏系统文化的影响。故郡遗址材料是北方戎狄族群华夏化进程的具体反映。

《考古学中“春秋时期”的断代和分期问题》
 
路国权(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聚焦春秋和战国的分界、春秋时期内部的分期断代两大聚讼已久的问题,在系统梳理前人已有分期观点基础上,重点探讨了考古学中“春秋时期”的断代和分期。指出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春秋时期青铜器分期和断代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三期分法是受文献史学界春秋史三期分观点的影响而来,并认为这一倾向掩盖了春秋史四期分法。指出在东周青铜器和考古学文化分期和断代研究中,应该摒弃已经滞后的春秋史三期分观念。认为对春秋第一、二、三、四期的分期可以称为春秋初期、早期、中期、晚期,作为南方楚系青铜器分期断代的标尺。

《政体因素在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中的体现》
 
朱国平(南京博物院)

  探讨了国名+文化的考古学命名方法的适用性,指出政体因素是古代国家的属性,如何将古代国家和考古学文化建立联系,目前有不同的探索方式。观察政体因素在考古学文化中的体现,可以为古代国家和考古学文化建立联系提供启示。认为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纷呈多变的时期,以晚期作为一个截面来观察,通过分析政体因素在器形和形态两方面的体现,可以总结其方法,指出只有在共识基础上,遵守考古学文化三要素,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才存在价值,也才能作为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对象。

《陕西渭北黄土台塬地区分布的两周古国》
 
岳连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探讨了近些年来,地处陕西渭北黄土台塬区的韩城、澄城、合阳等市县陆续发现和发掘的一批两周时期诸侯国或贵族墓葬群,特别是韩城梁代村墓地、澄城县段家河墓地、居安村墓地以及正在发掘的刘家洼墓地等,指出其规模和等级均较高,其中除梁代村墓地已确定为芮国墓地外,其他墓地的国别或属性尚未搞清。另外,在这一区域还发现了韩城陶渠村、合阳甘井、澄城九沟墓地及居安王官城等一些两周时期的重要墓地和城址。认为探索和研究渭北黄土台塬地区两周时期的古国分布、文化内涵以及与周边其他诸侯国的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二场(1月27日下午)

《江南土墩墓考古发掘若干心得》
 
王明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通过梳理1992年8月上海博物馆主办的“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座谈会”时展出的青铜器及共存的印纹陶、原始瓷,认为安徽屯溪墓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值得商榷。

  梳理了江南土墩遗存的发现、发掘、研究概况,认为考古发掘是对江南土墩遗存确认为墓葬的唯一途径,并区分了封土为墩、筑石室而封土的两种形式。从考古地层学上确认了土墩墓的叠压、打破关系;从石室封门和随葬器物摆放确认石室土墩墓的多次下葬关系,从而明确了“一墩多墓”现象;把随葬印纹陶从制法、器形、纹饰等特征分为从商代晚期——西周中、晚期——春秋早、中、晚——战国早、中晚的发展序列;从釉色釉质、器形、工艺等特征把原始瓷分为从西周至战国晚期的四类制品。

《血池遗址与与雍地五畤及相关问题》
 
辛怡华(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通过梳理秦雍四畤与汉雍五畤、汉代皇帝与五畤等资料,探讨了血池遗址与雍地五畤的关系,认为血池遗址应该与秦雍四畤或汉雍五畤有关。

  血池遗址是首次发现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是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遗址,对于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更多解读亟待深入研究解决。

《玉器大量生产与消费的社会背景——香港春秋阶段白芒遗址举隅》
 
邓聪(香港中文大学)

  通过梳理香港春秋阶段白芒遗址的个案,探讨了方法论的问题,以及大量玉器生产与消费互补关系。定义玉作坊是以制作玉器为主体活动的遗址,认为通常玉作坊的遗址包括制作玉器与日常生活的空间,两者都是在房子范围内进行,探讨了玉料、攻玉工具与相关遗迹之间的空间关系。通过白芒、环珠江口,甚至整个中国范围的探讨,尤其是实验考古的方法,解决相关玉器大量生产的技术问题,并指出环珠江口玉器作坊是重要的生产基地,并消费到广东横岭山地域,而将白芒玉玦与横岭山墓地出土玉器联系起来,可为两者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提供又一佐证。

《双管其下——狮子山楚王陵双联管型玉器的秘密》
 
左骏(南京博物院)

  探讨了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一件玉质双联管,将之定名为“双联管型玉器”,并对其功能、源流进行了梳理,指出早在商周时期中国的“金玉同盟”即已建立,商到春秋的金玉组合体现在对玉的铸套和补充上,到战国晚期金玉组合技法与形式则有质和量的飞跃,金辉玉德在此充分彰显,双联管型玉器正是那个艺术辉煌时代的缩影。


【1月28日会议纪要】

第三场(1月28日上午)
《容庚先生青铜器藏品的流传及价值》

 程存洁(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通过系统梳理容庚先生分两次向广州博物馆所捐的九十余件青铜器藏品,解读其流传情况,总结这批青铜器尤其所捐赠商周青铜器的历史与学术价值。

《从蒜头壶看中西文化的交流》

 任雪莉(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探讨了起源于战国时期秦地,并流行于秦汉的一种铜质或陶质的细颈鼓或扁腹壶——蒜头壶,其形制与商周时期流行的盛酒器迥然不同。认为蒜头壶来源于细颈壶,其纹饰风格源于西方,铸造工艺则是本地的,可反映当时中西文化交流。这类造型的壶广泛流行于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这里是欧洲与亚洲交接处的岛国,其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的历史悠久。蒜头壶的形制与其盛装物具有密切的联系。小口细颈可以有效阻止酒精的挥发和气味的消散,可推测蒜头瓶内盛放的酒可能与商周时期发酵酿造的粮食酒不同。

《汉淮地区唐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考论——由清华简<系年>所载陽(唐)国谈起》

 田成方(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梳理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数批陽(唐)器,指出该国为姬姓,其国君生称君、死称公。认为汉淮之唐的始封,很可能与应、蔡、随(曾)一样,在姬周政权建立后不久。春秋早期以前,唐国尚具备一定实力,能与邻近的楚国抗衡。被楚武王降服后,唐国成为楚附属,直至前505灭于楚。认为从现有材料看,随枣走廊的唐县镇一带,应该是唐国的始封地和早期居处,而“上唐”称谓的形成,当与唐国的迁徙有关。《系年》所云“伐唐,县之”,应指楚灭唐之后设置了唐县。唐县地望,应在河南唐河县一带。

《江淮地区出土的青铜盒形器》
 
马今洪(上海博物馆)

  梳理了春秋时期江淮地区众多小诸侯国所铸造的青铜器中,具有明显地域特点的盒形器。与盒形器同出的青铜器在器类、组合、形制诸方面皆具有独特之处。认为这些青铜器有别于同时期周边的徐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属于一种区域性的青铜文化遗存——群舒青铜器。盒形器与牺首鼎、流甗(甗形盉)等相同,亦为群舒青铜器的典型器物。盒形器行用于春秋早中期。关于盒形器的器形来源,认为从其盖面四角尖突,四个尖突之间呈弧线下凹的造型分析,应当源于竹编器具。类似的竹编器具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墓葬出土器物中,多见竹编器具,按其用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用于丧葬的竹席、竹帘等;用于日常生活的竹笥、竹扇、竹篓和竹篮等;作为生产工具的竹簸箕、竹筐和竹提篓等。青铜盒形器的原型可能属于第二类,并发展为礼仪之器,最终成为富有区域特色的青铜礼器。

《新出曾伯 壶铭文所反映的春秋早期曾国的历史与思想》
 
黄锦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将湖北京山苏家垄春秋早期曾国墓地新出曾伯 壶铭文与传世的曾伯 簠铭文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指出其铭文“余为民父母”,反映了当时曾国遵从和推行后来儒家所倡导的“仁”和“礼”等思想理念,是西周时期德治与民本思想的继承,是传统姬周文化在南土地区传播的表征,也是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而联系此前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的曾伯陭钺铭,讲曾伯陭铸造用以刑杀的钺,用来(依法)治理民众,惩处不善,以刑法作为民众的政令,即以刑代政,治理民众,表明这一时期的曾国,还注重和推行法制。簠和壶铭讲曾伯 “慎圣元/孔武”,“慎”和“圣”应同西周金文及后世儒家的相关概念和思想理念皆有一定的联系,也是后来儒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这些思想理念的发展,都为后来儒学思想在南方地方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第四场(1月28日上午)
《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思考》

 刘彬徽(湖南省博物馆)

  基于其著作《楚系青铜器研究》重新出版,总结了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思考,认为当前已进入到构建青铜器发展科学谱系的新阶段,科学谱系的建构将更有助于对中国东周时期历史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重点以万福垴楚文化遗址出土青铜鼎为证,认为楚鼎的祖型可追溯到西周中期,并延续到春秋早中期。这是在商周鼎型的基础上,通过“传承、吸收、融合、创新”,形成的楚式鼎自身风格,即既有同时代华夏鼎型的共同之点,又有楚地文化因素之特点。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双连与多连器及相关问题》

孙明(长沙市考古研究所)

  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双连和多连铜器,认为其直接源头是晚商和西周时期出现的少量双连和多连铜器、陶器和原始瓷器,其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双连和多连陶器。此类器物种类多,分布地域广,且逐渐有南传之势,两广地区发现的多连陶器,可能与战国时期的楚国及统一后的秦王朝对两广地区的开发有关。双连的陶壶、提梁壶,可能有“合卺杯”“连理杯”的功能,而多连器的功能及文化寓意有待研究。

《战国陶瓷装饰工艺——兼及异工互效》
 
李建毛(湖南省博物馆)

  主要讨论了战国时期陶瓷的艺术成就,及其与铜器、漆器制作工艺、装饰纹样等方面的关联问题。提出“异工互效”的范围,主要指同时期不同手工业之间在生产技艺、装饰方法、纹样等方面相互模仿、相互影响。指出原始瓷仿青铜礼乐器,在战国时期高度发展,已经探明的窑址有30余处,器物出土数量众多,烧造技术明显提高,已十分接近成熟青瓷。以原始青瓷铃形器(权、镇)、德清亭子桥窑和胡堂庙窑址出土铃形器为例,其褐彩条带纹,借鉴了铜器错金银的装饰手法。髹漆的彩绘陶器其装饰工艺效仿彩绘漆木器的制作工艺,而战国直到汉代的锡涂陶器的制作工艺则源于青铜器的镀锡工艺。总结“异工互效”中,产品价值低的手工业多仿价值高的手工业,陶瓷多仿青铜器、漆木器制作工艺,器形上则以礼器居多。

第五场(1月28日下午)
《楚漆耳杯研究》

 谢春明(荆州博物馆)

  探讨了楚漆耳杯名称及其起源、类型、形制发展演变等内容。将耳杯分为方耳杯、圆耳杯和特殊形耳杯三类。认为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漆耳杯总量不断增加。战国中期后,漆耳杯总量不断下降。到战国中期偏晚,漆耳杯总量再次增加。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圆耳杯数量一直少于方耳杯,但圆耳杯数量不断增加,其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方耳杯。从战国中期开始,圆耳杯数量逐渐反超方耳杯,此后一直多于方耳杯。秦墓中出土耳杯,已经不见方耳杯。并指出方耳杯和圆耳杯两种耳杯形制,是古人天圆地方思想的体现。

《楚墓竹简选释四则》

 罗小华(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探讨了安岗一号楚墓和严仓一号楚墓出土遣册简。指出安岗遣册简之中,“南公”的出现,在为我们理解《史记》“楚南公”提供了线索;“犮車”和“ 冒”的记载,为学界研究战国车名和车马器物提供了新的数据。认为严仓遣册简中的“素,加豹之純”,主要指席的缘边是用白缯和赤豹皮一起制作的,并不一定指“在素帛的包缘上再施以豹皮的包缘”。

《楚艺术中的人形图像研究》

 于兵(湖南师范大学)

  梳理了考古发掘出土的楚墓随葬品中人形图像,以楚帛画、马王堆汉墓帛画,以及楚丝织品上纹饰等为例,探讨其类型、题材、功能、图像知识生成相关问题。强调开展图像研究,应该将之置于历史情境中,通过分析画面内容、图像依附的器物载体,以及墓葬原境,进而揭示其背后蕴含的政治意图、社会文化心理,甚至凸显的社会审美趣味转变。

《楚贵族的信仰与仪式——以考古发现中的楚国高等级贵族祭祀资料为视角》

 蒋鲁敬(荆州博物馆)

  通过梳理楚墓出土卜筮祭祷简、楚王陵祭祀坑以及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等考古资料,解读楚贵族的信仰与仪式。认为卜筮祭祷简对于祭祷对象及其所用祭品的区分,显示了楚国祭祀类似于墓内随葬的礼器,具有等级性的差异;卜筮祭祷简中用玉祭祀,与熊家冢、冯家冢两处楚王陵园祭祀坑出土的玉器相吻合,从文字记录与出土实物两个方面印证了楚国高等级贵族用玉祭祀的特点;冯家冢部分祭祀坑只有大块砂岩石的现象,与卜筮祭祷简中对楚王祭祀用“戠(特)牛”有关,而由于祭祀用的“牛”这类有机质腐烂无存,故仅剩岩石,指出可能当时的祭品在放进祭祀坑时是放置在岩石上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的腰坑殉葬牺牲的种类,与墓主身份有关,也是楚国祭祀等级差异的一个表现。

《从<楚辞>招魂仪式谈“像”之功用及其他》

 王传明(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探讨了《楚辞》所记录的招魂仪式。通过对《招魂》和《大招》招魂仪式中的念词进行对比,将其分为两部分:首先申明天地、四方之害,然后讲陈人间世界之美好。两部分念词之间不仅具有陈述上的递进关系,还具有目的上的一致性——引导死者魂灵归家。这种仅见于楚地对死者魂灵的独特关注,使得楚人的招魂仪式具有双重目的:使死者复生;安置魂灵,免受天地、四方之害。死者复生需要魂灵附于尸体,若不能附,则魂灵需要另外的依附之物,而“像设君室”之“像”便是依附之物。两幅战国帛画表明楚地有随葬死者之像的习俗,其功能先后经历了招魂仪式上的依附死者魂灵,到丧礼上的标示死者并接受宾客吊唁,再到葬礼上被放置于椁盖板之下的转变。

总结发言(1月28日下午)
《两周考古的观感与想法》


 李伯谦(北京大学)

  梳理了近年关于两周相关考古成果以及学术研讨会情况,指出两周考古成果丰硕,涌现出一批新材料,对于加强商周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本次春秋战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点评了会上发言的众多考古成果以及研究新成绩。指出就春秋战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怎么看待该社会,应该将之与西周甚至更早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考察,并且要关注其在整个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重申了其关于中国古代文明三阶段的论点,指出春秋战国正处于其中“王国阶段”的最后一期,也是向帝国迈进的重要阶段。将考古资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有助于解剖这一时代的特点。具体如何看待春秋战国,有很多角度,重点提出可以从周礼制的变化、经济发展、铁器普及、青铜器铸造、铜矿甚至稀有金属的开采与冶炼等等诸多方面展开。还特别指出这一时期“疆域如何治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分封制与土地制度的演变”“官学与私学”“士阶层的崛起”等诸多方面都十分值得研究。点评此次“春秋战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意义重大,并对一批中青年研究力量的涌现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