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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富豪影响下的美国博物馆

news_publish_date: 
2020-01-19 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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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博物馆/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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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以下简称MoMA)重新装修开放后,其时髦的外表更加稳固了这座世界顶级高雅艺术展示中心的地位。翻修工程由“明星建筑公司” DS+R建筑事务所(Diller Scofidio Renfro)设计建造,耗资4.5亿美元。早在2004年,MoMA就曾花费4.25亿美元用于翻新,效果遭到了公众的猛烈批评,还不到10年就有人认为有必要重新设计修建。在不到20年间,MoMA在改造工程上已经花费超过10亿美元。

  大部分改造经费都来源于博物馆的理事会。2004年那次翻新是由50位理事每人捐赠500万美元筹集的。面对这次翻新,理事会的成员们又一次打开了他们的钱包,捐钱的还有大卫•格芬(David Geffen),虽然他的名字并不在理事会中,但他仍然提供了一笔巨款——1亿美元。巨大的财富使得一次次的大改造成为可能,不过这也引发了人们对MoMA理事会组成情况的质疑,因为这段时间这一类的理事会通常要面临愈发严格的审查。

  今年早些时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古根海姆美术馆都纷纷宣布他们将停止接受与奥施康定(OxyContin)药物相关的赛克勒家族(the Sackler family)的捐赠。7月份,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副主席沃伦•坎德斯(Warren Kanders)不得不递上辞呈,原因就是他名下公司生产的催泪瓦斯被用在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移民身上。10月18日,也就是MoMA重新开馆的3天前,馆内正举办一场内部预展派对时,超过100名活跃人士聚集在博物馆外示威,要求理事会成员劳伦靳•芬克(Laurence Fink)和他的黑石公司(Black Rock) 放弃在私人监狱公司的股份。

  类似的案例反映了博物馆面对的一个基本现实:在人们因收入不平等而日益愤怒的时代,博物馆仍被超级富豪控制。

  MoMA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在51位可以投票的理事中,至少45位(我自己计算的)要么是在金融、商业、房地产和法律领域工作,要么就是超级富豪的妻子或继承人。只有少数一部分人是来自于不同背景,比如说演员安娜•迪佛•史密斯(Anna Deavere Smith),再比如哈佛大学历史及种族教授哈利勒•吉卜兰•穆罕默德(Khalil Gibran Muhammad)。正如曾经广泛报道的一样,MoMA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都需要依托富有的新成员通过会员形式向他们捐献数百万美元的巨款保证运行。(向博物馆捐款大部分是可以免税的,所以这样的付出其实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艺术一直以来都是依附于有钱的赞助者,比如美第奇家族、弗里克和摩根家族。与接受大量政府拨款(近年来也在减少)的欧洲博物馆不同,大部分美国博物馆非常依赖私人捐赠。从90年代末期开始,也就是从MoMA第一轮翻修开始的时候起,他们理事会成员的选取标准似乎就是富有,代表的是那0.01%的人群。

MoMA的理事会主席罗尼•海曼(Ronnie Heyman)

  简单举些例子,MoMA的理事会主席罗尼•海曼(Ronnie Heyman)是GAF公司的女理事长,这家公司经营屋顶制造业务,是她丈夫塞缪尔•海曼(Samuel Heyman)在一次恶意收购中购得的。菲利浦•尼阿乔斯(Philip Niarchos)是希腊船王的继承人,徐杰儒(Jerry Speyer)是铁狮门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拥有洛克菲勒中心。马莲•赫思(Marlene Hess)是石油大亨兼纽约喷气机队的老板里昂•赫思的女儿。约翰•艾尔坎恩(John Elkann)是意大利阿涅利(Agnelli)家族的继承人。乔尔•埃伦克兰兹(Joel Ehrenkranz)是一家财富管理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张欣是一位中国亿万富豪。

  MoMA的许多理事会成员本身就是现当代艺术收藏家,博物馆也因此受益。一位忠实的理事(也是前理事会主席)阿格尼斯•冈德(Agnes Gund)已资助或捐赠了800多件艺术品给博物馆。 从现实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理事会成员的慷慨解囊,MoMA可能很难持续运营。

  不过博物馆也要为它们对亿万富翁们的依赖付出相应代价。今天的博物馆等级划分明确,反映了社会总体的不公平。5月,激进分子团体“艺术+博物馆透明度”( Art + Museum Transparency)希冀打破行业内的“沉默和怯懦的文化”,公布了一份博物馆薪资的电子表格,由数百名博物馆员工匿名填写的。根据这份表格显示,MoMA的策展人们报酬优厚,但一些初级职位的员工工资却低多了。

从1995年开始,格伦•洛瑞(Glenn Lowry)就一直任MoMA馆长

  2018年5月31日,MoMA在馆内的花园内举办年度募资派对时,而大约250名博物馆工会成员及他们的支持者聚集在外面,抗议低收入和最低加班费。 而一直以来馆长格伦•洛瑞(Glenn Lowry)的薪酬却在稳步提高,目前已接近230万美元(包括薪水,奖金和福利,约合1584万人民币),是美国此类职位薪酬待遇最高的人。

  在现存体系中损失最大的可能就是艺术家本人。由于艺术品现在被视为是与股票和大宗商品类似的资产类别,因而收藏家们永远都在寻找冉冉新星,他们可以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到这些人的作品,然后随着他们名气的飙升以数倍价格转售。当市场发生变化时,这些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往往会遭到极大打击(除了一些特别受人欢迎的艺术家)。

  即使是那些可以保持名气的艺术家也通常只会从最初售卖的作品中获利。由于随着价格的增长,利润通常会流向收藏家和画廊。博物馆的理事会成员可以随时与策展人和画廊所有者取得联系,这些人可以帮他们辨别哪些新兴艺术家的作品具有升值潜力,并可以随着需求的增长而受益。 由于有如此之多的有钱人都在收藏当代艺术品,并且公众对这种艺术的兴趣日益浓厚,博物馆经常设法为展出艺术品增加更多的空间,以使捐助者保持收藏的兴趣及开放的态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曾为此付出高昂代价。2011年,为了容纳更多现代和当代的艺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意租借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原先位于麦迪逊大街的旧址八年,惠特尼博物馆因搬迁到市区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的馆址而放弃了这个地方。

  博物馆理事会成员身份如此重要,最大的担心就是他们可能会对馆内展出的作品作出限制。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需要花费1300万美元装修这座建筑,且每年需将1800美元用于运营之中,造成了每年1000万美元的运营赤字。因此,博物馆被迫裁掉了100名左右的员工、降低策展人和文物修复师们的福利、减少每年展览的数量,并且暂停了计划耗资6亿美元修缮现当代艺术展厅的计划。博物馆还开始对来自其他州的游客收取门票费,这是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执行该政策。

  2018年9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终摆脱了这一困境,宣布弗里克收藏(Frick Collection)将会接管这座“惠特尼大楼”。这件事的连带损失就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不得不引咎辞职。

  随着其超过40000平方英尺(约3716㎡)的新增画廊空间,MoMA正在寻求颠覆等级制度,重塑原则和打破其长期以来以白人、男性、欧洲为中心导向的观念。在最近的一次博物馆参观中,我看到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作品,还有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品,如雅各布•劳伦斯(Jacob Lawrence)关于非洲裔美国人南北大迁徙的史诗系列作品,迈克尔•阿米蒂奇(Michael Armitage)关于“非洲绝望”的主题绘画,以及珍妮特•卡迪夫(Janet Cardiff)和乔治•布雷斯•米勒(George Bures Miller)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机器》(The Killing Machine)。许多展品并列放置,颇为前卫,受到评论家称赞。其中之一就是博物馆将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与五位街头妇女的原始主义形象放在了一起,紧靠着费思•林戈尔德(Faith Ringgold)的《美国人民》系列#20(American People Series #20):《死》(Die),一幅描绘种族暴乱的疯狂血腥的画面。

  但是,我却并没有看到有关收入不平等、去工业化或民粹主义抬头等当务之急的作品。 我很疑惑,为什么艺术家们没有更多地关注华尔街对老百姓的影响,没有更多地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这才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

  博物馆的发言人表示理事会成员对博物馆的展览并不具有决定权。展览完全是由博物馆的“强大的策展团队”独立决定的,他们也会时常咨询艺术家们。然而,理事会的影响是毋庸置疑。博物馆的策展人精明无比,完全清楚在这样一个由理事作为支柱的体系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挑战理事会。最后,虽然很难衡量理事的财富对博物馆内容的影响,当然会有人指出这样或那样的例外,但这却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

  对于那些大富豪来说,博物馆的理事身份可以为他们带来很多好处,包括社会地位的提升、与其他有影响力的人接触的机会,并且能够提升个人声誉。史蒂文•科恩(Steven A. Cohe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2年科恩创立了SAC资本,通过对冲资金积累了90亿美元的财富,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得到大众的尊重和认可,艺术市场无疑帮助他获得了这份声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妻子亚历山德拉(Alexandra)的收藏汇集毕加索、德•库宁(de Kooning)、波洛克(Pollock)、沃霍尔、昆斯(Koons)等名家作品,价值10亿美元。

  科恩先生和他的公司曾因内幕交易而受到调查。他的一名经理被判处9年监禁,SAC资本不得不支付18亿美元的罚款。科恩本人从未面临过刑事指控,但在2016年1月,他被禁止管理外部投资者的资金达两年之久。

  2016年的春天,科恩加入了MoMA的理事会,2017年6月,MoMA宣布科恩和他的妻子将捐赠5000万美元用于博物馆的重要活动。为了表示对这份捐赠的感谢,博物馆决定将馆内最大的相连展厅命名为史蒂文和亚历山德拉•科恩特展展厅(the Steven and Alexandra Cohen Center)。馆长格兰•洛瑞称赞科恩一家是“非常好的慈善家”,他们“对博物馆长期慷慨支持,体现了他们致力于与观众们分享艺术的决心”。这样的称赞对于科恩的声誉无疑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MoMA的首席理事莱昂•布莱克(Leon Black)也是一位活跃的艺术收藏家。2012年,他在拍卖会上以1.999亿的价格购得了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的作品《呐喊》(The Scream),创下了当时的拍卖纪录。布莱克的净资产估计有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他领导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这家公司专门收购、重组和出售公司以获取利润。

 
MoMA的首席理事莱昂•布莱克(Leon Black)

  有人说,私募股权让公司背负债务,在出售公司前就剥夺了公司资产;也有人说,私募股权投资可以帮助公司提高其生产力,使他们盈利。毫无疑问,这两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正如研究显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高管和投资者获得的收益是以牺牲员工的利益为代价的。

  2018年11月,MoMA宣布布莱克和他夫人将会向博物馆捐献4千万美元,为了表示感谢,博物馆将建立“黛布拉和莱昂布莱克家族电影中心”(the Debra and Leon Black Family Film Center)。电影中心所在的楼是由雅诗兰黛捐赠的,名为“罗纳德 S.和乔•卡罗尔•兰黛楼”( the Ronald S. and Jo Carole Lauder Building)。这份捐赠是在MoMA年度的电影答谢晚宴上宣布的,而这场晚会由香奈儿赞助,当晚在罗伊和纽塔提图斯剧院(the Roy and Niuta Titus Theater, HR赫莲娜捐赠)展示了获奖者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作品。客人随后在唐纳德B.和凯瑟琳C.马伦中厅(Donald B. and Catherine C. Marron Atrium, 瑞银普惠和私募股权基金捐赠)用餐。像这样名人的名字混杂着出现,有助于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暂时忘记在过去三十年,类似布莱克先生开的这种公司是如何发挥作用,让布莱克这样的人不断从中产阶级转型成财富精英。

  对于现存体系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替代方案?有一个很明显的办法就是增加艺术领域的公共投资,特别是对博物馆的捐助。最近的20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的预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2018年,MoMA获得来自(纽约市)政府的拨款微乎其微,仅有2.2万美元,相比从私人领域获得的1.36亿美元的资金这简直不算什么。事实上,MoMA根本就没有申请或接受联邦或州立拨款。

  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馆内的一些有煽动性的藏品会遭到公众的不满,甚至于博物馆的审查制度也会招致不满,比如1989年,MoMA因取消了罗伯特•马普雷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同性恋照片展览而臭名昭著。但事实上,MoMA通过为其富有捐赠者减免税款以及自身的非营利性地位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公众资源。公众实际上是在补贴博物馆,而却没有在其管理上获得任何相应的发言权。

  作为对非营利组织地位的回报,政府可以要求MoMA和其他博物馆将一定比例的理事会名额分配给那些没有专门以赚钱为目标的人。比如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建筑师和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的出现可能迫使博物馆考虑更广泛的观点。(在种族这一问题上,博物馆理事会已经出现了多种看法。)

 

  至于对博物馆进行更直接的公共资助,在当今的美国,这似乎遥遥无期,但现在的政治环境已经创造了新的机遇。如果提高对富人的税收(大多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支持),就会有更多的公共资金可以用于博物馆、图书馆、表演艺术中心和其他文化机构。这些在美国各地的社区都很受欢迎,对这些机构提供支持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号召。

  MoMA、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等其他顶级博物馆是美国文化重要且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在这样的社会动荡时期,它们却被0.01%的人控制,这会让博物馆不堪一击。如果还不改变的话,抗议活动只会越来越激烈。

(李雨阳 译自《 纽约时报》)